铭文|宋、金、元、明时期陕西铜镜铸造怎样？从实物角度来看是( 五 ) |承安|纹饰

| 明代陕西地区铸镜 |
明代目前仅有一面可能为陕西铸造的铜镜，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直径8.8厘米，镜圆形，平顶小圆钮，无钮座，镜背素面，宽平素镜缘较厚，镜钮上下左右各铸一字，合读为“京兆忠记”（图一八）。从铭文看应为制作该面铜镜的商铺名号。这面铜镜从造型、铭文书写方式与铜色看，应为明代铸造。京兆”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对长安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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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八 “京兆忠记”镜（王建荣拍摄）
通过上述对铜镜实物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宋代陕西地区的铸镜业比较发达。宋代铸镜业非常发达，在地方上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产品，比如“湖州石家”镜、“饶州叶家”镜、“建康苑家”镜、“成都龚家”镜等。但这些著名的铜镜铸造作坊主要位于长江以南，对于广大北方地区的铜镜铸造，除了通过商品转运的南方铸造铜镜外，应当还有北方本地区铸造的铜镜品牌。
此次发现的三面陕西宋代铸造铜镜，两面来自长安，一面来自同州。长安即今天的西安，是汉唐两代作为都城时的称呼。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动乱，长安早已不复昔日辉煌。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朱温强迫昭宗东迁洛阳，同时以原华州镇国军节度使韩建为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韩建面对毁弃严重的长安城，不得不放弃原长安城的外郭城与宫城，以原皇城城垣为基础，缩建为新城，称京兆府。
北宋时期长安所在地主要为永兴军或陕西路管辖，治所都在京兆府。但是由于汉唐两代长安作为都城，在文化方面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如熙宁七年（1074）刻《善感禅院新井记碑》就云“长安，汉唐之故都，当四方之冲要，衣冠豪右，错处其间”[25] ，可见当时人们仍然习惯称“长安” ，因此我们看到这两面镜子仍称京兆府为长安。另外一面铜镜产于“同州” ，即今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同州旧有弘农、冯翔、临晋、华阴等名，西魏时改名同州，其地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南有渭河，与华县、华阴、潼关为界，西邻渭甫，北边是黄土高原和关中道交界处。
北宋时期这里是经济繁荣的州府，宋仁宗康定元年韩琦治陕后，在今陕西境内设有七个铸钱监大量铸造铁钱，其中就有一个设在同州。通过这几面铜镜可以看出，北宋时期陕西作为宋王朝西北的重要屏障具有重要的地位，经济特别是手工业也相当繁荣，这一点填补了我们以往对此认识的空白。
2.金代陕西地区的铸镜业相对于宋代有进一步的发展。金代设立的陕西东路与陕西西路都有官方铸造铜镜的机构，特别是陕西东路，《金史·地理志》在“京兆府”条载：“京兆府……天德二年置陕西路统军司、陕西东路转运司。 ”[26]说明陕西东路的治所就在京兆府即今天的西安。
而且多面铜镜的铸铭、刻铭中都提到了“陕西东运司官局”“陕西东路转运司铸镜局”“陕西东路铸镜所”的机构，说明此类铜镜应为官方铸造的，铸造机构是设在陕西东路转运司下的铸镜局。
金代设置官方铸镜机构与金代的铜禁政策有密切联系。金代铜源奇缺，货币流通不畅，导致民间经济运行困难，因此政府多次出台铜禁政策，《金史·食货志》载：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之半”；大定二十六年“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泰和四年“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蓄法器。民间输铜器期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