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宋、金、元、明时期陕西铜镜铸造怎样？从实物角度来看是( 六 ) |承安|纹饰

不仅如此，由于民间私铸铜禁牟取暴利，政府还专门设立机构检验民间使用的铜镜，加刻印记，并通过官方铸造的方式控制民间铸镜，把铸镜之利留在政府，由此催生了官方的铸镜机构。另外，金代陕西地区铸造的大量铜镜可能还与铜禁后大量铜器的输入有关，同样在《金史·食货志》中记载：“正隆二年……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
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 ”[28]说明当时正隆二年（1157）铜禁，陕西路（应该包括鄜延路，治所在延安府）、南京路（治所在开封）百姓送交和收缴的铜器都被运送到了京兆府，这些铜器后来应该主要被化掉铸造铜钱了，但这种大量的官方铸造活动显然带动了京兆府的铸造业发展，从而影响到了明昌、承安年间的铸镜业。
3.元明时期西安依然有铜镜铸造业。既往对这一时期陕西的铜镜铸造缺乏认知，从目前来看，虽然发现的产品不多，但是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铜镜来着，铜镜尺寸较大，铸造精细，而且是由民间作坊的铸造，说明当时西安仍然有着较高的铸造水平。明代的那面“京兆忠记”小铜镜虽然还不能完全确认是陕西铸造，但从前述对宋、金、元时期陕西铸镜业的梳理来看，也有很大可能铸造于陕西。
综上所述，宋、金、元时期，陕西地区一直有铜镜铸造，明代也很可能依然有铜镜铸造业，这拓展了以往对这一时期陕西地区工商业发展的认识，特别是宋、金时期，陕西的铜镜铸造还非常繁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唐以后陕西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