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三棱镜·邵丽｜黄德海：耐心的中年或艰难的成长——关于邵丽的近期作品( 四 ) |黄河故事|邵丽|黄德海|天台上

在一个容易轻言放弃的时代，这样的忍耐大概可以称得上一种品质了。不过，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单纯的忍耐太过压抑，容易导致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在邵丽的小说中，那些忍耐的中年人除了阶段性的失眠和气愤，似乎并没有变怪百出的心理问题，甚至反向地理顺了自己的精神状态。这一切，有赖于上面提到的反省和由此带来的叙事者本身的成长。正是因为有这样人到中年的艰难成长，忍耐才不只是单纯的忍受，而是理解之后特殊的耐心。有了这样的耐心，生活之河才流淌得更为畅快，而不是处处滞涩，那个因为此前反省不足而锁闭的世界，也才打开了自己更为开阔的那部分。
《喜剧演员》
[英] 格雷厄姆·格林
郭贤路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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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黄河故事》的中篇版本里，有一个没有名字的表嫂，跟表哥结婚生女后去了南方打工， “头几年一年还回来一两趟……后来过年也不回来了。再回来就是要求办离婚，家产一分不要，女儿也不要，只要一张纸带走就行了”（301页）。站在“我”的立场看，这差不多是个没有责任感的女人。到了长篇版本里，这个表嫂不但有了名字，而且有了属于自己的完整故事。她在城市的辛苦和挣扎，她半被动半主动改变的性爱伦理观，她对女儿的想念和新婚姻的幸福，都在这个故事里得到了呈现。那个原本在中篇里面目不清，甚至不小心会被当成负面典型的表嫂，因为有足够的篇幅为自己辩护，展现出自己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一面，成了一个饱满的人物。
当然，角落里的人物未必在每个作品里都有机会站出来为自己说话。不止如此，乍看邵丽的这些作品，无论是“天台上的父亲”的一意孤行，《大河》里婆婆的浑不讲理，还是《黄河故事》中母亲一以贯之的强势，《金枝》里父亲在家庭关系中的袖手事外，似乎都绝难找到为之辩护的理由。不过，在度过最初的艰难之后， “我”的耐心起了作用，以往隐藏在这些人物生命角落里的过往或隐衷渐次浮现，封闭在表象之后的原因慢慢显豁，他们人生的拼图有了较为完整的贯穿逻辑。 “在一出好的戏剧中每个人都是对的”[4] ，在一部好小说中也同样，因为每个人在自己的逻辑里都有圆满的可能，这才会有丰富而不是单面的形象，并由此牵连起属于每个人的深邃世界。
《天台上的父亲》里，父亲退休之前，虽然对人低调谦和，却对子女淡漠忽略，退休后又变得暴躁易怒， “他的生活圈在慢慢缩小，像一个剩馒头，在变干，在缩水”（5页），以致后来发展为随时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对子女的淡漠，直到后来子女也不敢提起， “害怕提起这样的事情时，被父亲淡淡地打发，让我们受第二次伤害”（15页）。而当父亲决意自杀之后，看住父亲就成了母亲和子女的责任，时间和心理压力一时俱至，哥哥和妹妹的生活被搅扰得混乱不堪， “我”则在一年多的看防后“几乎抑郁了。夜里莫名其妙地惊坐起，就再也睡不着了，整夜整夜地大睁着眼，大把大把地掉头发”（7页），不得不暂去妹妹的城市发展。这样的情形让人无比担忧，来看望父亲的朋友沉重地说：“这样子拖下去，谁都受不了，也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会把一家人拖垮的。 ”（20页）
父亲的纵身一跃，或许对精神日渐萎缩的自己是个解脱，却并没有把家庭从被拖垮的边缘拯救出来。在父亲的葬礼上，子女们互相回避着，不敢看对方的眼睛。尤其是因为夫妻吵架而没有尽好看护之责的哥哥，在父亲死后更是郁郁寡欢， “每次回家都坐在他的房间里，半天也不出来” 。一次借酒发疯，哥哥“先是指责我，说我离开这个家到妹妹那个城市去，完全是因为想逃避，不想承担责任。然后他又指责妹妹，说她是老公的家奴，天天把孩子圈在自己身边，完全被自己的小家给绑架了” 。随后，他接近崩溃，失声痛哭：“是我杀死了父亲！是我们联手杀死了父亲！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爱父亲，心疼父亲，害怕他死。可是时间长了，我们还有耐心吗？我们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可是，父亲呢？谁管？谁管？”（2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