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三棱镜·邵丽｜黄德海：耐心的中年或艰难的成长——关于邵丽的近期作品( 五 ) |黄河故事|邵丽|黄德海|天台上

情绪失控的问责和决意离世的选择一样，都未必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一个人去世之后，遗留的问题并不会消失，那些有生之年未能解决的部分，需要在世的人设法理解和分担。 “一直到我坐在回去的车上，我才感觉到我与父亲的各种联系，不是因为他的死而中断了，而是相反，像突然通了电似的，那些生动的场景、杂沓的细节，纷纷扰扰地来到我面前。 ”（12页）借助这样的清晰回忆，父亲很多不可解的事情，就有了自身的情理线索。比如父亲对子女的淡薄，是因为被下放到偏远的部队外营地， “在那样的时代，又是那样的环境，我们是父亲为数不多可以忽略的人吧。除了自己的亲人，父亲必须对所有人、所有事情小心翼翼”（14页）。比如父亲退休之后的委顿， “曾几何时，他是那样风光。但他的风光是附着在他的工作上的，脱离工作，怎么说呢，他就像一只脱毛的鸡。他像从习惯的生命链条上突然脱落，找不到自己，也找不到可以依赖的别人。除了死，他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16页）。
这样的思考和理解，缓解了由父亲的淡漠和自杀造成的后辈心理压力，但仍然有些阴影作用在人身上，一如哥哥的心结。直到有一天，母亲拿出曾嵌在父亲心脏附近的弹片， “再往里挪一点儿他就没命了……过去咱家最困难的时候，每当我想不开，你爸就把它拿出来搁在我手里，说，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想不开的？”随后，母亲表示，她知道父亲走向天台的事，却没有阻拦， “我觉得我对得起他。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成全他，最后一次按他的意见办”（31—32页）。母亲承担了对父亲看护不周的责任，但“我们也不会这样去想，至少我不会。我们知道母亲对父亲的忠诚和爱，而且，我宁愿相信她这样说只是为了安慰哥哥，她不想让我们家最后一个男人，再爬上天台” 。母亲究竟为什么这样说，没有办法知道，但“事情只有这样想，对生者和死者，才是最好的安慰”（32—33页）。或许可以这样说，不只是事情和对事情的解释，包括此后对事情和解释的理解，一起分担了人世的忧劳，让人在世间可以稍稍得到喘息的机会。
不是事情本身和对事情的解释——这是可以观察的，而是对事情和解释的理解——格林意义上的“解说” ，才是叙事者成长的关键。在成长的过程中，叙事者“我”要先摸索自己性格中可能造成矛盾的因素（比如《天台上的父亲》中“我”的迟钝，《黄河故事》中“我”的要强，《金枝》中“我”的控制欲），同时在与人相处的不适中不轻下判断，而是尝试着理解对方行为的原因，不把所有的差异都推到对方蛮不讲理那边，耐心找出这些差异可能的沟通方案，即便后来仍是维持原状的结局，最终的和最初的原状，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起码有一个人自主选择了与人相处的方式——这个自主的选择，才是人世裕如的缝隙，能供人稍微从容的喘息。人到中年，原本对人对事的理解早已成形，却因为生活的变化和环境的复杂，不得不调整已有的认知，就仿佛一棵壮年的大树要改变自己的伸展方向，其难度可想而知。
从前面谈到的耐心到这里几乎是不得不然的成长，叙事者“我”并非习见所谓失去个性的过程，而是收获了切切实实的能量反馈。起码在《天台上的父亲》里，因为这个真切的认知变化过程，父亲自杀前后带给家庭的极度动荡得以部分缓解，虽然并非彻底地解决，却有了继续过下去的可能。《黄河故事》里， “我”忍受着母亲的偏心与责骂，却也暗自愤恨，委屈不已。随着时光慢慢过去，在给早逝的父亲寻找墓地的过程中， “我”梳理清楚了母亲的性格根源和选择标准，也发现了母亲对“我”极少流露的温情一面，并经提醒后意识到，自己后来也不过是用表面的孝顺来实行潜在的报复。最终， “我”意识到， “母亲，我是恨着她的。可我恨了多少年就爱了多少年；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 ……我心里某些冷硬的东西在松动，好像沉积了几十年的冻土层在慢慢融化” 。 [5]融化这几十年冻土层的，正是那个艰难的成长带来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