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界又一出圈神作，中国宪制文化知识考古( 三 ) |王人博|汉语|传教士|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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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提及一个概念史研究的小事：传教士翻译创造的汉语借词有不少既为中国的翻译者援用，比如严复，而且也传至日本为日语所吸收。问题在于，严复使用的汉语概念和术语哪些是取自传教士，哪些是他自己的创造？从日本传至中国的汉语借词哪些是日本自己的发明，哪些是来自中国的传教士？
对此，要作出细致的区分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比如，自由这个术语，通常认为它是严复对英语的liberty的汉语翻译，但现有文献显示是严复对传教士翻译的沿用；一般认为“进化”这个词语是日本创制，传至中国的，但严复在译制赫胥黎的《天演论》（《进化论与伦理学》）时，就同时使用了“天演”和“进化”两个词语。 “天演”是严复对英语evolution所发明的汉语借词，强调的是evolution的自然进程这一特征，而日语将其译作汉字的“进化”；严复倾向于把英语的civilization翻译为“进化” ，凸显的是人的作为，带有进步的观念。这两个译词的区分——在今天——是不能被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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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内观念史的研究者把有关中国宪制制度与文化的外来词在本土的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80年代末被看作第一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中国知识官僚阶层对来自西洋的宪制概念和术语习惯于以自己的儒学知识修养和标准去理解和把握，如对议院、民权、民主、权利等的态度便是如此；第二阶段大致是从甲午战争到1919年，这个时期是中国知识官僚阶层，特别是处在权力中心之外的知识者尝试根据外来概念、术语、思想、原理的本有蕴涵进行理解和学习；第三阶段是以1919年（中国现代史开端）为始点，中国知识阶层抛弃了从日本“进口”借词的途径，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创制阶段，创制既包括自己的译介，也包括对这些外来知识进行消化的“本土化”工作，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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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种划分的基准与其说是观念史本身的，不如说是按历史的通行标准对概念的自身意义所作的人为切分。而我们的工作方式与从“现在”出发去回溯“过往”的这一方法有明显区别；我们受惠于这两位研究者已有研究的地方良多，但我们之间的志趣与求取的结论以及求取的方式并不一致。
五
按照爱德华·萨丕尔的观点， “语言有个底座” ，这便是种族和文化。语言是无法“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而存在的。即使我们对自然界的认知也无法避免语言的文化语境，语言与文化的民族性自始至终都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存在着。语言是在文化语境中存在和被使用的，文化研究本质上就是语境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与西洋遭遇就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语境的碰撞。中国只有被置于西洋自身的文化语境里才能被西洋理解；西洋必须把中国从其民族精神表征的汉语方块字中剥离出来，拉入自己的字母文字中，才能把握中国；中国在其自身的语言、文化中的意义也就在西洋的语言、文化中被重置和再生，西洋里的“中国”必然染有字母文字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