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赵晓军｜仰韶与龙山之间：公元前3千纪前半叶中原社会的变革( 六 ) |张海|彩陶|仰韶

以上四大片区共同构成了仰韶晚期中原地区的大文化格局。其中，东部地区的创造力最强，以庙底沟为基础大量吸收大汶口和屈家岭文化因素发展起来的秦王寨文化独具特色且盛极一时，开启了中原地区以早期城址为特征的社会复杂化模式。西部地区的基础最为雄厚，在庙底沟遗存核心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规模宏大的聚落、建筑和器物为特征。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来看，屈家岭文化的影响力一度超过了大汶口文化。在屈家岭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江汉平原，一系列的建城运动将屈家岭社会发展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屈家岭文化的北进不仅完全占领了南阳盆地、汉水、丹江，而且越过伏牛山至黄河流域。乃至晋南豫西的西王村三期文化遗址中仍能感受到大量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可见，屈家岭文化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是一种直线北进的强势姿态。与此同时期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在豫东南淮河水系上游得以立足，过去有研究者将颍水上游的这个阶段称为仰韶晚期的“谷水河”类型，兼具秦王寨和大汶口文化的因素，从近年来土城王等遗址的工作看，应该将其归属于淮系大汶口文化的范畴。
仰韶晚期开始，中原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加速，并突出表现在东西两区。东区主要是秦王寨文化分布的嵩山北麓和东麓地区，又称为“河洛地区” 。这里仰韶晚期的聚落对土地资源的开发表现出了与庙底沟文化不同的模式，一批“开疆辟土”式的仰韶晚期新兴聚落，如孟津小潘沟、偃师二里头等开始出现，并有明显向低海拔的河谷和泛滥平原地区转移的趋势。以此为基础，河洛地区发展出了大型的中心聚落和若干早期“城市” 。
“城市化”是中原仰韶晚期社会复杂化的突出表现，新出现的早期“城市”实际上也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包括巩义双槐树、郑州西山、荥阳青台、汪沟等等。这些早期“城市”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有双重或三重环壕，有的还有夯土城墙，从而显示为长期的人口聚集地点。 “城市”之中还普遍可见大型公共建筑，如双槐树聚落中多进院落的“宫殿式”建筑，建筑的外围还发现有大型院墙，院内有巷道和广场。在木骨泥墙式的连排居住房屋的基础上发展出大型院落式的高等级建筑，这不是本地仰韶文化的传统，应该学习自同一时期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从西山城址的圆形结构特征来看，与澧阳平原的城头山有一脉相承之处，只是版筑夯土技术可追溯至本地更早的庙底沟文化。上述一系列特征都表明河洛地区由一系列的早期“城市”所连接的网络结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结构关系，人口向优势资源集中，形成城市节点，城市的功能增加，在协调和组织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关系网络的枢纽和中心。中原地区这种类似于“城邦国家”（city-state）式的区域社会复杂化模式延续到了龙山时代。
仰韶晚期的中原西区大致包括了晋陕高原的东南边缘至陇东一线。这里的仰韶晚期聚落海拔较高，且仍然以开发黄土台塬为基础，与当地庙底沟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与庙底沟文化相比，仰韶晚期聚落的数量明显减少，大有收缩之势，但同时又不乏仰韶晚期的大型甚至是超大型聚落。比如，从关中东部向西一线分布的蓝田新街、凤翔水沟、庆阳南佐、秦安大地湾等等。根据报道，这些中心聚落面积超过百万甚至数百万平方米，是人口集中的地方。中心聚落普遍发现规模宏大的建筑遗迹，以大地湾仰韶晚期的大型房屋F901为代表，占地面积超过400平方米，建筑结构复杂，有主室、后室和廊柱结构，左右对称，地面为“三合土”构造，坚硬考究。同样的“大房子”在庆阳南佐、凤翔水沟遗址都有发现，表明大房子普遍是中心聚落重要功能的一部分。大地湾F901还出土一套“量器” ，说明粮食的再分配很可能是大房子的重要功能之一，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和再分配是这里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地区仰韶晚期大型聚落出土的陶器中常常有一批个体甚大的器物，均非普通日用陶器，如彩陶盆、陶鼓、陶缸、彩陶壶、器座等，这种制作并不精美但明显超出单个家户消费规模的大型器物或许反映了中心聚落中某些重要的集体行为，集体权力（collective power）的增长是当地社会复杂化的重要内容，这同样延续了本地庙底沟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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