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民|张桂丽：“日记百年万口传”——李慈铭的交游和阅读( 四 ) 李文|李治民|作人|日记|盛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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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国朝儒林经籍小志》稿本
张星鉴关注过桂文灿，藏有桂氏《诗笺礼注异义考》，并与李慈铭分享阅读。在桂文灿所著《经学丛书》进呈后，潘祖荫曾将《孝经集证》《群经补正》两种转请李慈铭评阅。李慈铭对此有知音之赏，称桂文灿“禀承汉学，著述褒然。阅其书名，已为神往，不谓斯世，尚有此人。惜未值其时，恐终无当耳。 ”
当时李慈铭正坐馆于礼部尚书周祖培家。近水楼台，李慈铭对朝中风向、旨趣比较了解。同治初年，外有封疆大吏曾国藩、朝有帝师文渊阁大学士倭仁，俱称理学名臣。学界内部有方东树、姚莹之攻击汉学。此时选择汉学，意味着逆流、孤立、落寞。故他断言桂文灿不能得到赏识，其后果然验证。可见，在同治初以乾嘉汉学之法治经，并不能得到官方认可和褒扬。
同治二年二月，桂文灿入京应试来访。因神交已久，二人得以促膝长谈。遗憾的是，桂氏落第。回到广州后，他写信给李慈铭，寄到徐灏《通介堂经说》一书，并告诉好友《学海堂丛书》的刊刻情况。李慈铭在回信中回顾自己治学历程的同时，还表达了对桂氏、徐灏的崇敬，并请他留意乾嘉间粤中第一学者陈观楼的著述。这种广东、京师间的互动、交流，对于学者来说非常重要。
桂文灿：《经学博采录》
早在咸丰五年（1855），桂文灿便编成了《经学博采录》一书，收录乾、嘉、道、咸四朝经学名家，始于惠栋，终于顾千里、陈树华。我曾经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即从桂、张、李同时对本朝经学总结这一点切入，将《经学博采录》《国朝经学名儒记》与《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合为一编，并将三人于同治年间的交往、切磋资料作为附录。此外，赵之谦也撰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依江藩体例，专人专记。从学术史角度考虑，这四种为经师立传的书，可以视作对同治朝黜汉、尊宋经学政策的回应，对淡汉、反汉学风的反击。
三、阅读：由文士到学者
张星鉴师从陈奂。陈奂是段玉裁的高足，精通毛诗，著有《毛诗传疏》。桂文灿则师从南海陈澧（菊坡讲舍山长）。陈澧主张汉宋兼采，撰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张、桂二人，因师承经学大师，较早树立了治学目标。相比之下，李慈铭并无师承。他早年读书，以博雅广识为中心，又好词章，不仅没有专研一经一史，在三十岁之前也没有读过《说文》《十三经注疏》，治学起步很晚。
捐官北上后，李慈铭见闻日广，常至琉璃厂阅书、访书，为浓厚的学术氛围浸染。同时，他也接触到桂文灿的经学著作，又与平步青、张星鉴、黄以周商榷经史，开始专心治学。但这个选择充满了艰辛。
首先，在汉学衰败的情况下，仍用乾嘉汉儒的方法来研究经史，意味着逆流，本身就极具挑战性。李慈铭也意识到：“汉学固不能无蔽也，而其为之甚难，其蔽亦非力学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为汉学者也，惟深知其难，而又喜其密实可贵耳” 。其次，李慈铭是在个人穷途末路之时展开治学的实践。在物质匮乏之际读书治学，尤其令人敬佩。同治四年正月初二日（1865年1月28日），他专心于考索《说文》，以至于不见来拜年的各位友朋，并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天气温煦，如江南早春时，彻炉闭门，终日营营考订经义文字，颇有所得。献岁之际，车马如云，而作此生活，拙懒迂僻，京华软红尘当无第二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