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民|张桂丽：“日记百年万口传”——李慈铭的交游和阅读( 七 ) 李文|李治民|作人|日记|盛昱

李慈铭这样做，与他个人经历和处境大有关系。他是以捐官形式进入京城的，沉浮郎曹，十分艰难。在北京不但要生活，还要积极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解决举人和进士这两道难关。所以，他比那些中了举人、进士，再到北京来做官的人负担更重、心理压力更大。我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性格、生活都是有影响的，愤世嫉俗、狷介的性格由此形成。于是，他便借助日记中的臧否人物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看法，日记中很少对他人有“恕辞” 。
这样一来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李慈铭日记其实当时就参与和介入了现实生活。这种日记，成为研究的材料后，按照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布洛赫的说法，可以称为“有意”史料。换句话说，李慈铭写日记，当年有很明确的目的。因此，如果我们想更完整、全面地了解李慈铭日记的史料价值，就不能把这个日记仅仅当做平面的、白纸黑字的文献，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立体的东西来看，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去考察日记形成的过程。我们在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常讲知人论世。所以在关注李慈铭日记的同时，也要关注他的生活，去看他的生活对日记的撰写产生了什么影响。
此前张舜徽先生认为李慈铭读书做得不够深。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一种理解的态度来看。李慈铭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学者，只是一个普通京官。和乾嘉时期那些脱离闹市、躲在书斋中做学问的学者不同，李慈铭虽然勤奋，也只是读书面非常广博而已，不宜用汉学家的要求来衡量他，何况，很大程度上李慈铭可能也有借此标榜和沽名的意思，毕竟他是一位名士。
众所周知，李慈铭骂人很厉害，大家都怕他。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做御史后，也参过孙毓汶这些权贵，词锋非常犀利。这让我联想到在光绪初年，李鸿章曾邀请他担任问津书院的山长。这件事给我一种感觉，可能李鸿章也不想或不敢得罪李慈铭，邀其掌教，也有借机笼络的目的（当然具体原因可以再详考）。再比如说翁同龢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与康有为唯一的一次见面，后来他把日记篡改了，将康有为换成了李慈铭，并写到“举世目为狂生”的评价。翁为什么不选他人而选李慈铭呢？恰恰说明在他的眼中，李慈铭狂傲是人人皆知，甚至代表了当朝显贵对李的基本评价。
说到李氏日记的史料价值，不仅要注意那些“有意”史料，也要关注当年李慈铭在不经意间写下的那些东西，因为无须加入自己的私人倾向，现在看起来就是一种非常客观的史料。比如说自己的收入、同乡京官靠印结银生活的情况，和朋友们常去饮宴、听戏的饭馆、酒楼的名称、地址等，都是研究清末京城生活史的第一手绝佳材料。李慈铭是一个超级戏迷，他日记中留下来的大量的戏曲资料，对于现在研究京剧或者昆曲一些曲目的变化、剧目人物的角色，甚至是演员之间的代际流传等问题，都是大有帮助的。
第二个问题是这次出版的《越缦堂读书记》的编排方式。我们知道最早的读书记，是由云龙先生是按类别来编辑的，他把对某一本书的所有记载汇在一起，每一条记载下面再补注读书日期，这样做不免淡化了日记的编年特点，其实是有缺憾的。日记按类分别编辑，不是从由云龙开始的。现在能够看到比较典型的是吴汝纶日记。他的刊本日记就是摘编的，没有时间，呈现出平面化的色彩，完全是资料汇编的形态。还有就是最近出版的《袁昶日记》，其中有一部分内容也是根据类型分类的。这样编排，完全丧失或者脱离了日记材料最本质的编年特性，学者引用和分析时常常带来了很多不便。张老师这一次把读书记完全恢复成编年体的编排格式，采用文末附的索引来解决阅读书目同类检索。这种方式非常好，还原了李慈铭阅读某些书籍的先后时间与语境，有助于我们从中发现一些内在联系。这也是张老师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