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何时开始偏爱茱萸草,古人为啥佩戴茱萸 _古人何时开始偏爱茱萸

文|卢恩俊
我的家乡没有茱萸,不过在上小学前我就读着“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名句,熟悉了“茱萸”这两个字。后来知道它是一种了不起的植物,不仅能入药祛病、制酒养身,古人还把它作为祭祀、佩饰、避邪之物,和菊花并举风行于重阳节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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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又重阳,望着盛开的菊花,自然也想起茱萸,便在重阳诗词里追寻它的影子。发现唐之前,描写茱萸的诗很少,文献的记载却较早。
早在《周礼·内则》中就有“三牲用樧”的记载。周代祭祀之制,是把牛羊猪“三牲”放在祭板上,将煎过的茱萸等八种美果放在祭盘中用于祭祀,可见那时人们就视茱萸为非凡之物了。
说起茱萸的药用作用,早在《神农本草经》《吴晋本草》等著作中,已有记载和赞美之词。后来东汉“桓景带一家人于九月初九戴茱萸囊、登高山躲过灾难”的故事传开后,这一情节被南朝文学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过,茱萸又被当作辟邪驱鬼魅的护身符,被称为“辟邪翁”,它和“长寿花”的菊,一花一果夺艳于重阳。
南朝宋武帝刘裕在重阳节宴群僚于戏马台,更把茱萸当成犒赏全军的奖品,有诗曰:“天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飨六军”(储光羲《登戏马台作》) 。
可见,茱萸在中国民俗中的地位与菊花相比并不逊色。既如此,茱萸在唐之前怎么没能像菊花那样灿烂于诗人的字里行间呢?
疑惑之时,就想起了翻阅余光中先生的文章《茱萸之谜》,见文中有云:“重九二花,菊与茱萸,菊花当然更出风头,因为它和陶渊明渊源颇深,而茱萸,在屈原一斥之后,却没有诗人特别来捧场。”我想,屈原曾在《离骚》吟唱“椒专佞以慢幍兮,榝又欲充夫佩帷”的诗句,把榝(茱萸)斥之为恶草,许是与之影响有关吧。而到了唐朝,被屈原斥之为恶草的茱萸陡然变成了芬芳之物。此时的诗人都喜欢用茱萸作诗料,并从不同的角度表达自己的心境,一首首关于茱萸的好诗目不暇接。
张说作《九日进茱萸山诗五首》,其中两首提到茱萸:“刻作茱萸节,情生造化间”“菊酒携山客,萸囊系牧童” 。杜甫咏重九的十四首诗中也三次提到茱萸。
唐朝诗人中关于茱萸的诗句数不胜数,从诗中也能看出,重阳节插茱萸之风,在唐代民间很普遍。用王维诗中的“遍插茱萸”四字盖之,恰如其分。
宋代以后,佩茱萸的习俗逐渐衰减,但从明代申时行《吴山登高》诗中的“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登高胜事夸。郡人齐出唱歌曲,满头都插茱萸花”,以及清代吴伟业的《丁亥之秋王烟客招予西田赏菊》中的“秔稻将登农夫喜,茱萸遍插故人怜”的诗句来看,茱萸之风在明清时期的一些地区依然盛行。
那么,古诗里说的“遍插茱萸”,是往哪里插呢?那遍插可不是什么地方都插,究竟在何处插?怎么插呢?这在唐诗里看得很清楚。
朱放的“哪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权德舆的“他时头似雪,还对插茱萸”,耿湋的“九日强游登藻井,发稀那敢插茱萸”等,由此可知唐朝插茱萸是插在头上的,是插在发际之间。发际间哪里呢?再看卢纶的“睥睨三层连步障,茱萸一朵映华簪” 。簪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原来唐人是将茱萸插在发簪上的。
白居易在《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呈周殷二判官》诗中也说:“觥醆艳翻菡萏叶,舞鬟摆落茱萸房。”清学者郑珍注:“谓盘鬟如环”,即在头上或额旁梳成的环形髻。王昌龄的“茱萸插鬓花宜春”、戴叔伦的“插鬓茱萸来未尽”、李白的“插鬓伤早白”等,都说明茱萸是插在头上或额旁梳成的环形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