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离娄上|《孟子》国家治理之道要义｜魏衍华 |为政|孟子·离娄上|魏衍华|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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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国家治理思想，包括政治框架、经济模式、道德教化、规矩意识、生态治理、军事外交等，但它的要义或者核心则是“仁政”学说。那么，何为“仁政”呢？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先王之道”“尧舜之道” ，用范祖禹的话说就是“治天下之法度也” 。在孟子看来，任何时代的天子、诸侯皆会有“仁心仁闻” ，这是由人的“性本善”所决定的。
然而，要在国家治理中实施他心目中宏伟的、带有理想色彩的“仁政”蓝图，仅仅有“仁心仁闻”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它落实到具体的国家治理实践之中。衡量的标准则是天下百姓能否“被其泽” ，治理之政能否“法于后世” ，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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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实施“仁政”蓝图应该从何处着手呢？孟子也给出非常明确而清晰的思路，也就是他说的“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然而，为何正“经界”对孟子的“仁政”学说如此重要呢？
他本人解释说：“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孟子·滕文公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田土的界限不合理，井田的大小就不均衡，作为俸禄的收入就不合理，自然也就给世俗的暴君和贪官污吏提供了可乘之机。
所以，早期儒家特别注重礼制，也就是《荀子·礼论》开篇说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应该说，孟子的“经界”说与荀子的“礼论”说具有内在一致性，都是为了遏制战国社会中人的争斗欲望。
孟子之所以说“正经界”是“仁政”学说的开端，是因为只有泯灭掉为政者的贪婪，消灭其内心固有的私欲，才能使他们更好地为百姓服务，才能使他们不与民争利。这很容易使人们想到《孟子》开篇所记批判梁惠王“何必曰利”一语。
在孟子看来，作为国家的为政者特别是诸侯国君，其工作的重心就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培养社会的仁义之风，也就是孟子讲的“亦有仁义而已矣” 。按照通常的理解，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礼记·中庸》）；按照朱熹的理解：“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 ”（《四书章句集注》）应该说，二者的内涵应该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强调为政者要具有为政之德，特别强调维护普通百姓的基本权益，这是孟子国家治理思想的根基。
孟子一方面强调诸侯国君“何必曰利” ，另一方面强调“民事不可缓也” 。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 ”（《孟子·滕文公上》）普通百姓是否有道德操守，是否能有廉耻之心，取决于为政者能否使他们拥有“恒产” 。
假如普通百姓没有“恒产” ，他们就会放纵自我，就会胡作非为，就会以身犯险。百姓的行为一旦触犯礼法，为政者就不得不给予他相应的惩罚，这等于是陷害老百姓于不义之中。所以，有志于效仿先王实行“仁政”的诸侯国君们，就必定懂得谦恭节俭，就必定懂得礼待下属，并且遵循先王制定的“什一税” ，使国家税收在百姓的“恒产”和国家的正常运转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