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笔下的京华美食,读来有滋有味,令人向往】民俗学家邓云乡在《燕京乡土记》中 , 专门对炸酱面做过考证 , 他引用《京兆地理志》中的“炸酱面 , 京兆各县富家多食之 。 旅行各乡镇 , 便饭中以此为最便”来评价炸酱面的方便 , 并指出“正因为是最普通的家常便饭 , 也就更值得人思恋了” 。 他认为“饭馆中也有卖炸酱面出名的 , 那就是阜成门外路北的虾米居” 。 而学者周绍良则认为当年隆福寺街的灶温饭馆的炸酱最佳 , “他的‘小碗炸碗’可以说是北京市独一无二的” 。 他们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 现今 , 北京卖炸酱面的饭馆很多 , 他们的水平是否达到虾米居、灶温的水平 , 无人敢说和能说 , 但是文人笔尖下的白纸黑字是人们难以忘怀的 。
豆汁儿是“非遗”
前段时间《北京晚报》刊登的《老北京的豆汁情缘》一文中 , 作者邱崇禄介绍了老北京豆汁儿的历史、典故和轶事 , 很有意趣 。 豆汁儿是老北京最廉价的美食 , 说起它的故事 , 许多人都能讲出一些 。 但是它还是北京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知道的人不是很多 。 由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文化局、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基金会合编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巡礼》中 , 有“北京豆汁食俗”一节 , 称北京豆汁儿“精妙绝伦” , 是北京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 , 在1997年全国首届名小吃认定活动中 , 曾被认定为“中华名小吃” 。 豆汁儿地位如此“显赫” , 自然逃不过文人的慧眼 , 报刊上就少不了“豆汁文章”了 。
因为有“不喝豆汁儿 , 算不上地道的北京人”之说 , 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把喝豆汁儿视为一种享受和养生之道 。 几十年前 , 在笔者居住的东四西大街有一郗姓老者 , 系满洲旗人 , 年轻时当过光绪的护卫 , 庚子年还陪同光绪逃往西安 。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 , 老人身体异常健康 , 满面红光 , 牙口很好 , 还开有一家修脚医馆 , 名为妙手堂 , 专业修脚 。 他是独身 , 偶有远房子侄来照看 , 基本一人生活 。 平日他与炸酱面和豆汁儿为伴 , 亲友做一大碗炸酱 , 他再煮些切面就将就了 , 但是一天要喝好几次豆汁儿 。 他从不喝茶 , 每天把豆汁儿装在暖水瓶里保持着温度 , 当作最好的饮料 。 1976年唐山地震时 , 他的妙手堂也震漏了 , 难以再住人 , 老人被接走时依然满面红光 , 笑声朗朗 , 还一再说“别忘了我的豆汁儿” , 死死抱住那个暖水瓶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东四 。 那个年代无人谈及养生 , 但左邻右舍都知道他有豆汁儿这个“偏方” 。
豆汁儿引起文人们的注目 , 学者金云臻在《饾饤琐忆》中专门记述:“提起北京的豆汁 , 真是赫赫有名” , “北京老土著 , 几乎人人嗜饮豆汁 。 除土著外 , 只要在北京常住几年的人 , 也会对豆汁发生好感的” 。 他认为几十年前“豆汁在北京虽到处皆有 , 但质量却分高低 。 当时北京最有名的豆汁 , 要数琉璃厂厂甸摆摊的张家豆汁” 。 不过 , 也有人认为最地道的豆汁儿是天桥奎二家的 , 他的摊儿与天桥“八大怪”之一“云里飞”为邻 , 两人相互帮衬 , 使奎二的豆汁儿誉满京城 。 台湾美食家逯耀东生前多次来往于海峡两岸 , 他在《肚大能容》中称 , “往返两过北京 。 来去匆匆 , 连碗豆汁儿也没喝着 , 心里老惦记着 。 ”后来 , 他在北京喝了豆汁儿 , 并在书中引用了“糟粕居然可作粥 , 老浆风味论稀稠;不分男女齐落座 , 适口酸盐各一瓯”的打油诗 。 这与1935年出版的《北京旅行指南》中张醉丐所作的豆汁一诗 , 异曲同工 。 张醉丐诗云:“一锅豆汁味甜酸 , 咸菜盛来两大盘;此是北平熟食品 , 请君莫作等闲看 。 麻花咸菜一肩挑 , 矮凳居然有几条;放在街头随便卖 , 开锅豆汁是商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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