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视阈下的《大学》“三句教”及人学精神( 五 ) |人学|哲学|王阳明|阳明心学

比较而言，王阳明之所以指出朱子“说新民便觉偏了” ，原因在于其“新民”说“偏”于教化的一面，而忽视了养民的一面。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讲，王阳明之所以反对朱子之“新民”说而力主古本之“亲民”说，绝不是咬文嚼字的文字之争，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王阳明重视亲民，强调对于民众的“教”与“养”的有机结合。
或者说，王阳明所理解的“亲民” ，不仅仅是一个心性教化的问题，还应该是一个政治实践的问题，并具体表现为爱民、惠民、养民等一系列的政治实践。在他看来， “教”与“养”的合一才是儒家教化的根本初衷和精神宗旨，这可以说是阳明之所以坚持《大学》古本“亲民”说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王阳明的“亲民”思想是其“一体之仁”思想的集中体现。王阳明发挥了宋儒“民胞物与”之说，提出了“一体之仁”的思想。他说道：“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 ”（《答聂文蔚》）
他指出，仁爱之心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范畴或者僵化的道德说教，而是体现在对于天地万物的普遍的关心和爱护，特别是对于生民有一种感同身受的道德情感。面对生民的“困苦荼毒” ，能够不由地生发出一体感通的同情恻隐之心。将生民之疾苦视作自己的疾苦，将百姓的苦难当做自己的苦难。
如其所言“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 ”（《传习录中》）正因为王阳明对于生民有着这样的恻隐之心和悲悯之情，所以他敢于与朱子之学分庭抗争，坚持《大学》古本的“亲民”之说，充分体现了阳明一体之仁的道德精神和人文关怀，以及“为生民立命”的深刻的社会担当意识和忧患精神。
徐复观先生就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指出， “王阳明的“亲民”说有着伟大的政治意义，是王阳明对于当时专制政治的一种抗议，是其隐而不敢发的政治思想之所寄。 ”与朱子的“新民”说相比，王阳明的“亲民”说凸显了“亲民”的实践性格。
在王阳明的哲学世界中，始终贯穿着儒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如果说， “明明德”是“内圣”的话，那么， “亲民”则是“外王” 。 “明明德”是“亲民”的道德前提，而“亲民”则是“明明德”的道德实践。
王阳明通过《大学》“亲民”说所强调的就是“内圣”之后的“外王” 。他说道：“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兄、人之兄与天下人之兄而为一体矣。实与之为一体，而后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夫是之谓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谓家齐国治而天下平，是之谓尽性。 ”（《大学问》）
王阳明“一体之仁”的思想是儒学仁爱思想的继承和发挥，旨在不断地将仁爱之心由己及人、由内而外、由近而远地普遍扩充开来，逐渐达到“一体之仁” ，使“仁爱”在现实生活的践行中逐渐丰富和完善，从而获得“实有诸己”的现实性格。
王阳明把“一体之仁”与《大学》“亲民”思想的融合，比起孔孟儒学的“修己安人”“亲亲仁民爱物” ，更加凸显了儒学政治哲学的道德性与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