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严家炎先生的“严加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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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与《严家炎全集》供图/卢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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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左）和严家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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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严家炎在课堂上讲新感觉派小说编者按
严家炎先生，历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与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务，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代表人物。严先生1933年出生于上海宝山，1950年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1956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为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肄业，留校任教，从此开始了超过一个甲子的学术与教育生涯。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五四”文学思想研究、鲁迅研究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纂等方面，严先生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
日前，收录了严家炎先生毕生学术精华的《严家炎全集》（十卷本）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这是严先生首次系统整理自己的学术著作，也是他对于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郑重总结。本版特约钱理群、陈平原与李今三位学者撰文，评述严家炎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
严家炎先生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想谈谈严家炎先生的学术思想，在我们学科建设上所起到的作用。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篇文章，对现代研究界影响也最大。
我在《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一文里，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科重建时有几篇指导性的文章，一篇是王瑶先生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确立了学科“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质的规定性”；乐黛云先生的《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打开了学科发展与世界联系的通道；而严家炎先生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则完成了学科“历史品格”的重建。严先生在文章里，用大量的事实，说明“随意修改历史，隐瞒事实真相的不科学、反科学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历史科学本身的信用危机。因此，大声疾呼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如实反映历史”，强调“只有真正实事求是，现代文学史也才有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基本史实，尊重基本史实，把认识统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础上，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才比较牢靠，比较扎实，也才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转变学风”。这里所说的“以接触原始材料作为研究起点，强调从史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学风”，不仅是严家炎先生此后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基本学术思想、作风，而且也是许多学术前辈共同倡导与身体力行的，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文学研究界，形成了一个传统。严家炎先生正是这一传统最有力的开创者和坚守者之一。
严家炎先生第二篇影响深远的文章是《走出百慕大三角区——谈二十世纪文艺批评的一点教训》，此文写于1988年12月。严先生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文艺批评、学术研究，也有这样的危险区，他称为“异元批评”，又称“跨元批评”，“在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之间，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变的标准去评判，从而否定一批可能相当出色的作品的存在价值”。比如用现实主义标准衡量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反过来用现代主义标准衡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品，等等。严先生针对这样的认识误区，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二十世纪文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多元并存”。话虽一句，却确立了严家炎先生的基本学术观点、学术立场、态度和方法，即以揭示现代文学“多元并存”的历史复杂性和丰富性为己任，以开阔的视野，宽容的态度，看待现代文学的不同追求的作家与流派，并以多元的、变动发展的标准去衡量不同质、不同“元”的文学作品。严家炎先生的这一“多元并存”的文学史观念和方法论，对学科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文学流派研究和通俗文学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基础。他自己也是这两个领域重要的开拓者。他对茅盾、吴组缃、沙汀等的“社会剖析的现实主义”，路翎等的“体验的现实主义”的概括、命名，被广泛接受，几成定论。他对新感觉派和金庸的研究，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他对鲁迅创作方法多元性的揭示，“复调小说”的概括，也都是鲁迅研究的重要收获。这里所说的小说流派研究、金庸研究、鲁迅研究，再加上对丁玲的研究，就构成了严家炎先生在现代文学研究的具体领域的四大贡献。当然，严家炎先生的主要贡献，还是他五十年一贯的对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以及对整个学科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