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严家炎先生的“严加严”( 四 )

日后严家炎出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9），李欧梵则撰写名著《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英文版199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中译本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单看书名，一谈“小说流派”，一讲“都市文化”，各自的侧重点及理论资源明显不同。更何况，教材必须面面俱到，专著不妨千里走单骑。严家炎长期撰写教科书，养成准确、清晰的表达习惯，全书风格大致如此，每章四至五节，每节若干要点，单看精心提炼的章节标题，就能大致了解该书的主要观点，读者很容易记忆与把握。
严家炎先生的“求实”精神
◎李今（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严家炎先生做学问主张的是“求实”，他以《求实集》作为自己早期论文的集名，一锤定音地宣示了他所追求的学术道路。
我体会先生主张的“求实”起码有三层意思。其一，言必有据。记得刚到北大报到不久，和严老师谈起如何做博士论文的话题，他首先教我的就是，“要有证据”“用证据说话”。我觉得严老师一下子就把做学问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论文重在实证说理。从此也似乎给我戴上了紧箍咒，每当我阅读作品和材料有了感受、想法和观点都会反过头去再看，再想，再琢磨这些感受、想法和观点因何而生，想明白，落实到支撑的证据后，论文的框架结构基本就有了。
后来，我告诉严老师为研究海派，想去上海查资料。严老师也就一句话，“穆时英曾在上海《晨报》上发过文章，你可以去找一找”。如果没有严老师的指点，面对历史文献的汪洋大海，我很可能会无功而返。有了这个线索，尽管费尽周折，终于还是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看到了这份发黄的报纸，发现了一批穆时英及其新感觉派的轶文，并由此带出其他报刊，雪球越滚越大，后来严老师和我一起汇编《穆时英全集》时，统计有40余万字。我博士论文《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能出些新意，是和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分不开的。
这就要说到先生“求实”的第二层含义，即他一再申明的“实事求是”精神。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所谓“实事”，即回到原始材料之中。这是进入研究的第一步，不能将后来的概括及认识与历史事实相混淆；所谓“求是”，即严老师谨守的一条治学原则：“凭原始材料立论”，“让材料本身说话；有一份材料，就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说话”。也就是说，你的述史与评判要把握分寸，而不能为哗众取宠，过甚其词，刻意拔高求深。
正因为先生一贯秉持着“实事求是”“凭原始材料立论”的求实精神，其学问做的是实学，其观点才中肯可靠，往往成为不刊之论。如1981年老师在《文学评论》第5期上发表文章，对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所作出的评价：“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这是多么简洁而朴素的文字，又多么精准而到位，真可谓评论中的绝顶。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仍然不可改易，历久弥新。
然而，这些朴素至简的经验，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先生的“求实”精神中同样不可或缺的第三层意思，即他信守不怠，知行合一的践行。我现在体会，严老师的“严加严”根本是对自己的“严加严”。
先生的学问与学识就建立在尽量“求全”阅读的案头准备与深思熟虑上。对于我们这个产生自报刊时代的专业来说，虽说“求全”不可能做到，但先生坚信“最终决定成果质量的，是作者占有相关原始资料是否充分”。他的典范之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用了八年的时间才问梓，如果再加上酝酿的时间，平均每年不过写两万多字。通过广泛的阅读和琢磨，先生才能精准地为初期乡土派、“革命小说”派、社会剖析派、后期浪漫派命名，恰切地概括出各流派的特征，而成为定见，被广泛袭用。其间所花费的看不见的功夫，从先生说“有好几章写完时都让我觉得仿佛脱了一层皮”的感叹中，掂量出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