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严家炎先生的“严加严”( 二 )

还要特别指出的，严家炎先生的这些研究，在学术界也有过不同意见，曾经引发过一些争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关于金庸的论争，关于七月派小说的论争。在论争中，严家炎先生都坚持用事实说话，据理力争，其基本立场就是要维护文学的多元并存和文学研究、批评的多元性。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严先生是态度鲜明、坚定，绝不含糊的，这和他在学术上的宽容是相辅相成的，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关于“五四”新文学的评价的论争中，严家炎先生发表了《不怕颠覆，只怕误读》一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 期），文章不长，却有重要的意义。严先生认为，“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意见，自来就有。新儒学、后现代之类的颠覆，也不必多虑。值得注意的，我以为倒是对‘五四’的误读。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说成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责备‘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都是不符合史实的误读。对‘五四’反对派的意见，也要防止和警惕误读，并非一讲‘五四’毛病就是‘颠覆’”。他的态度是：“我们赞美‘五四’，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不怕颠覆”，表现了严先生的开阔心态，在他看来，历史与现实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五四”，都是可以批评的；“只怕误读”，是他一贯的从事实出发的态度，对建立在误读基础上的批评，是要论争、辩驳的，其所依据的，依然是事实。因此，严先生近年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引起争议的重大问题的重新考释，写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
而“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则为现代文学研究者在面临新的挑战时所应有的态度提出了一个原则：一方面，要坚守学科的基本立场，维护和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要将其凝固化，不回避所存在的问题，要有新的发展和超越，这样就可以使学科的发展，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势。在我看来，严家炎先生所提出的这一“既坚守，又开放”的原则，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的。
应该说，严家炎先生有三大学术思想：坚持从史料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学风；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继承、坚守“五四”，又超越“五四”的基本立场。严家炎先生有一个评价，他说，我们现代文学这门学科，发展路子比较正，学风也比较正。这大概是包括我在内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对这学科、学界总有一种依恋心态的原因所在吧。这样的学术正气，是由学科开创者的第一代学人，王瑶、唐弢、李何林、贾植芳、田仲济、陈瘦竹、钱谷融……诸位先生奠定的，又经过以严家炎、樊骏先生为代表的第二代学人的培植与坚守，已经形成一个传统。
引领风骚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最能体现严家炎作为文学史家的功力及见识的，无疑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严家炎先生的代表作。
【现代|严家炎先生的“严加严”】关于思潮流派研究，北大中文系教授们可谓引领风骚。除了严家炎1989年推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以及孙庆升的《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当然，这几部思潮流派史著述中，严书影响最大。
关于此书的写作过程，严家炎在“后记”中有清晰的交代。1982和1983年曾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专题课，听讲者包括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进修教师。每次开讲，近十台录音机同时启动，讲课内容传播甚广，部分观点被他人的文学史、小说史著作所吸纳，讲者于是下决心整理成书。“这是根据我的讲稿整理、补充、修订而成的一部著作”，而成书的关键是1986—1987年出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这才使得“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点愿望和追求即将实现”。除了长期研究的结晶，制约本书写作的，主要是北大课堂听众以及美国校园文化。后者不仅提供了整理的时间与心境，也包括若干思路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