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精神科医生和他的“病人艺术家”( 四 ) |陈智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杨旻是最早的学员之一。刚来时他不理解创作是什么，对他来说，绘画就是“把脑袋里的东西理顺了” 。疾病给他带来很多幻觉，乱成一团。 “比如说，你这时候想的是一个茶杯，然后突然一下变成矿泉水瓶，这两个东西就交织在一起了。 ”当他把它画下来，心才能安定下来，不再被这个东西困扰。
以前，他几乎每年都会发病；开始绘画之后，发病情况大为减轻，近几年已没再住院。
单亲妈妈丽洁（化名）也会产生各种幻觉。郭海平告诉她，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闭上眼睛， “看”到什么就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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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旻作品《电休克治疗》。（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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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洁作品《梳子》。（受访者供图/图）
许多媒体将郭海平称为中国原生艺术的拓荒者。然而15年过去，这个领域似乎仍是一片荒原。
除了上海精总，国内多家精神病医院都试图推进原生艺术的实践。常州市德安医院、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建立了原生艺术画室；宁夏社会福利院在2017年与郭海平的工作室合作，举办工作坊和“原生艺术交流展”；曲靖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康复科的医生也多次来南京参加原生艺术的体验营。
但他们都在同一个“玻璃迷宫”中穿行，将这项服务常态化运行面临着重重挑战。陈智民曾列出自己遇到的困难并发给郭海平， “我一看，这些都是全国性的问题” 。
郭海平说，国内的精神疾病治疗仍是建立在吃药之上的，精神问题都被生物化，靠药物针对性地将各种症状压制下去。整个服务体系很难容下艺术创作所需要的开放性和自由度，以及对个体差异性的包容。
最基础的就是时间。在南京的社区里，学员基本整天都在，可以绘画，也可以与人交谈或构思灵感。但医院，艺术治疗通常高度限制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根据郭海平的经验，一名“病人艺术家”找到自己的语言最少要三个月，成熟可能需要持续三年。
为消除潜在风险，病房内能提供的画材也极其有限，病人连一支原子笔都不能拿。陈智民想摆放一些画册书籍，也只能是软皮的。
医院人手不足，每位医务人员工作量都很大，无法在单个病人身上付诸额外的时间，用药成为最直接的抑制方式。郭海平回忆起自己在祖堂山医院见到的一幕：病人想要画画，但手在药物作用下不停颤抖，拿不住笔。
一些有过住院经历的患者，对医生形象有负面联想。一次，郭海平工作室的一位老师穿了长款白衬衫，过后有家长反映，孩子看到这件衣服很害怕。郭海平不止在一名学员身上发现，学员一旦到了工作室就能很快进入状态，但在医院和在家都不太愿意创作。
2016年，祖堂山医院找到郭海平，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他再次见到过去结识的那些“病人艺术家” ，当年他们的作品曾被媒体报道，在艺术馆展出；10年过去，这些人仍住院，但都不再创作，精神状态也不佳。
不过，陈智民对这件事的可行性从没有产生过怀疑。 “因为确实也看到过国外那些病人，他们创作出了很棒的作品。 ”
如今，病房里的画室、医院里的画廊都已经实现了，他更长远的目标是像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曾经待过的圣安娜医院一样，拥有一座医院里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