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开始结缘 ， 得从一盘苦瓜肉圆说起 。 文革期间 ， 方克立被安排去调查了解石峻先生的政治历史情况 ， 方法是直接交谈 。 方克立对老一辈知识分子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执着精神深深服膺 。 之后 ， 两人的往来变得更加密切 ， 除了经常一起散步讨论学术问题 ， 石峻先生还经常为方克立下厨做一道家乡的苦瓜肉圆 。 方克立一直记得做法：“把苦瓜洗净切成寸段 ， 挖掉中间的瓜瓤 ， 塞进调味好的肉末 ， 放在蒸锅里蒸熟 ， 吃起来清香可口 。 湖南人爱吃苦瓜 ， 这是家乡的一个传统菜 。 ”
方克立和石峻都是湖南人 ， 在这样清苦的岁月 ， 家乡的味道给了他们最大的慰藉 。
章太炎在《复仇是非论》中曾写道：“趋势之疾沦为骨髓 ， 相率崇效 ， 与高髻细腰之见相去有几？”如时尚界一窝蜂地追求高髻细腰一般 ， 学术界亦有趋势之病 ， 这是方克立最为厌恶的 。
他不肯曲学阿世的治学态度正是深受另一位导师任继愈的影响 。 大学后期 ， 方克立的兴趣点转向了中国哲学 ， 曾就《周易》经传关系撰文批评过冯友兰和任继愈的一些观点 。 在当时看来 ， 一个未出校门的晚辈后生公然批评学术耆儒显得“不知天高地厚” 。 然而 ， 这位“望之也严 ， 即之也温”任继愈先生却并不恼怒 ， 反而对这样一篇“不知天高地厚”的文章大加赞赏 ， 并对方克立大加提携 。
1978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术讨论会上 ， 任继愈提出了“儒教是宗教”的著名论断 ， 一石激起千层浪 ， 论断一抛出立刻引来批评无数 ， 并在学术界引发了长久的争鸣 。 面对种种质疑 ， 任继愈始终坚守着自己的观点 。 正是这场论战让方克立为任继愈“举世誉之而不加劝 ， 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特立独行、坚持真理的精神深深折服 ， 养成了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和作风 。
如果说石峻和任继愈对方克立更多的是治学和人生态度方面影响的话 ， 那么张岱年对方克立的影响则主要是在学术思想的惺惺相契 。
在学生时代 ， 一本署名“宇同”的《中国哲学大纲》像一枚闪耀的钥匙打开了方克立的哲学之门 ， 书中对中国哲学问题、概念、范畴梳理清晰 ， 引据翔实 。 他曾把此书当作工具书来使用 。 后来他才知道 ， 这是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所写 ， 只因“右派”问题而不能署真名 。
方克立与张岱年有所接触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 。 当时中国大陆正兴起“文化热” ， “儒学复兴”“彻底重建”“西体中用”“哲学启蒙”四派思想激荡冲撞 。 此时 ， 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 ， 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派的一面旗帜 ， 这也成为方克立在诸多流派中最为心契和服膺的文化观点 。 晚年的方克立接着张岱年往下讲 ， 将“综合创新”拓展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 ， 抛弃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 。
1999年5月 ， 在张岱年90大寿之际 ， 方克立曾致信祝贺 。 张岱年6月1日复信说：“关于文化问题 ， 鄙见与您的见解 ， 完全一致 ， 可谓志同道合 ， 我晚年又得一同调和知音 ， 实属莫大的荣幸！”
立乎其大 ， 超乎其上
方克立一生的学术目标 ， 就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文化的精华相结合 ， 让中国哲学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 。 这是他学术研究的旨趣所在 ， 也是他的全部学术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
1962年3月16日 ， 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方克立用笔名“方蠡”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研究〈周易〉不能援〈传〉于〈经〉》一文 ， 批评李景春等学者在《周易》研究中经传不分 ， 混淆了《易经》和《易传》思想的不同的时代性 。 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学术讨论 ， 《哲学研究》还特设“关于研究《周易》的方法论的讨论”专栏 ， 进而又扩大为“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专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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