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方克立：永远的德业之师( 四 ) 任继愈|大学|社会科学|石峻|苦

方克立曾说：“我一生的主要工作就是当教师。 ‘聚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教师的天职，也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就我个人来说，要给教学工作与学术研究排位的话，还是要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 ”
方克立真正走上讲台，是1978年到1979年间的事。当时，他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任教，还只是一名助教。但因为教研室的两位同事被抽去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哲学系的专业课教学任务都落在方克立身上。那一学年，他全身心投入教学，连续授课150学时，给1976级工农兵学员完整讲了一遍中国哲学通史。这样历时一年之久的“单科独进”的工作量，在全国各大院校哲学史教学中都是罕见的。
“文革”后首次开设中国哲学史课，没有合适的教材，方克立就自编讲义，边写边讲、边讲边写。每个礼拜都要写出一讲来，从先秦一直讲到孙中山，教案累积下来就有42个笔记本。时任南开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温公颐先生曾一语论定：“克立同志的教学准备充分，功力深厚，特重哲学范畴的剖析，细腻深刻，理论性强。这是一门非常成功的专业课。 ”1980年1月7日，《南开大学报》专门刊登了方克立讲课的照片，还发表了题为《这样的教学，我们最欢迎》的文章。
驹马如驶，忽焉岁秋。从1973年，方克立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 1994年调离后依然在南开指导博士生直到2011年，他为南开哲学学科整整奉献了三十八个春秋。在一次访谈中，他回忆道：“我在南开的工作，主要是建设和发展中国哲学学科” 。这是南开工作三十八载方克立给自己交上的答卷。
进入20世纪80年代，学科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中国哲学课程开设和研究生培养也逐渐步入正轨。南开大学在1982年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点， 1986年建立了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点，而在这两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上，方克立的努力居功至伟。
说起南开中国哲学博士点的建立，其申报过程还经历了一番曲折。按照国家规定，一个专业必须有三位或三位以上教授才能申报博士点。而南开大学哲学系除了方克立外，只有年迈的温公颐教授符合条件，不得已他又请了历史系的刘泽华教授、天津市社科院的卢育三研究员（兼职教授），才把队伍“凑”齐，最终申报成功。
博士点申报成功后，这个队伍中的另外三位教授都只能作为“后盾” ，招收培养研究生和所有课程开设、论文指导的工作都落在方克立一人身上。多年来他为这个学科的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呕心沥血，倾注了全力。
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真正的哲学不是创作书而是创作人。 ”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方克立也一直恪守“学行并重、德业双修”的育人原则。他认为，师者不应仅是传道授业的教书匠，更应是学生的精神导师。而对哲学专业学生的培养来说，更应该强调学行统一，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作为“为己之学”“成德之教”的中国哲学精髓。
方克立与南开学生们苦乐与共地长期相处，形成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模式。他从不以师长自居，而是真诚地希望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据学生回忆，那时没有电话，方克立有事就亲自跑到宿舍去通知他们，或谈各种问题，平时也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
1984年，方克立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得到一张自行车票的奖励，他却把这张票送给自己的研究生。几十年过去了，方克立依然关心着每个学生的成长和事业上的发展，无论是找工作、评职称、申报课题、发表论文、著作写序或生活上的困难，方克立都尽可能地给予帮助，甚至对他们的子女和学生都关爱有加，所以许多学生对方克立都怀着一种亦师亦父的真挚感情。方克立的学生大多成为了高校的哲学专业教师，其中不乏许多海内外知名的学者，也有的在行政岗位上担任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