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方克立：永远的德业之师( 三 ) 任继愈|大学|社会科学|石峻|苦

从那时起，方克立便开始追寻哲学研究里的灵魂，学问里的“道” 。
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方克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体认始于少年时代，印象来源于书架上那些被父亲用密密麻麻的记号和批语批注的马列经典著作，这可以比作他哲学人生中懵懂的“初恋” 。青年时代，他对哲学的沉思玄想和人生的咸苦经验相伴随，在出入中西各家哲学学说之后，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爱” ，那便是将马克思主义认作解决时代课题的真理，奉为人生信仰的圭臬。
自“五四”以降，思想界中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此消彼长、对立互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港台和海外新儒家的“反哺”下，中国大陆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儒家” ，纷纷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有人甚至提出“重建儒教”“儒化中国”的主张。与此同时，很多学者为了标榜自己思想独立，有意讳言马克思主义。方克立却始终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学术生命的宗旨和方向。
他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坦然陈辞：“正如有些真诚的儒者是把儒学当作自己的‘生命的学问’一样，对于我和许多与我同辈的大陆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也早已成为我们‘生命的学问’ ，成为我们观察、处理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我们人生信仰的归趋和奉以行止的生活实践原则。 ”
方克立一生的学术目标，是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文化的精华相结合，让中国哲学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这是他学术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在治学方向的选择上，方克立继承了老一辈学者学贵自得、不肯苟同的独立精神，对自己选定的学术方向矢志不渝，以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推动了整个学科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方先生和张岱年、汤一介等学者共同倡导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在国内掀起了一股“范畴热” 。他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一书也被称为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专著。几年后，方克立又率先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与中山大学的李锦全先生一道，主持并领导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引发了长达十余年的“新儒学研究热” ，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宏观审视，方克立又率先提出了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张岱年所倡导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并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创新，综合继承”四句话，成为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理论共识。
如何解决当今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的关系问题，如何实现“三流合一”“综合创新” ，一直是方克立思考和研究的重心。显然，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解决这个三者关系问题，于是他在新世纪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的新范式迅即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一文化范式突破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开放的胸襟、平正的心态，确立了“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思路与新方法。它有利于破除“道不同而不相谋”的门户之见，有利于“坐集千古之智”“融会百家之长” ，在各派思潮的对立互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为中国哲学和文化走向现代化探寻出了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治学与育人：天平的两端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的报告会上，已经卸任研究生院院长的方克立以“我把自己主要定位于一名老师”为题，为青年学子作了主题报告。对于教师这个身份，方克立向来珍视。治学与育人，如方克立人生天平上的两端，都不曾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