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刘未：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 |文献|罗泰|考古学家|历史学

作者：刘未
来源：“纸上考古”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3期
一
学界以往关于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讨论，主要从学科整体出发加以比较，着眼时代侧重于先秦，也更倾向主张考古学对历史学的积极意义。这些讨论虽然注意到考古与文献材料在生成方式、涵盖范围等方面的差异，但更多的还是强调两者在历史研究中的互补作用，强调文献所见历史背景对于考古材料解释的参照作用。一言以蔽之，更倾向于将考古与文献材料加以结合而非对立。
如此理念正与夏鼐、王仲殊对考古学的经典界定相呼应：“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的两轮，不可偏废。 ” “考古学所研究的‘古代’ ，除了史前时代以外，还应该包括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就中国考古学而言，历史时代不仅指商代和周代，而且还包括秦汉及其以后各代；所谓‘古不考三代以下’是不对的。当然，历史越古老，文字记载越少，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也越显著。 ”以上表述所隐含的价值判断是：考古学与历史学具有共同的目标，但在内容和时段方面互为补充；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在历史研究方面具有等效的价值；所以，在两个学科之间，文献越丰富的时段考古学较历史学的作用越小；而在考古学科内部，时段越早的断代考古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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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图源：网络）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在海外学人外部观察的批评及本土学科独立意识的激发下，中国考古学“补史”的意义反而遭受重点批判。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将中国考古学的这种特点称之为“编史倾向”（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具体表现为：考古学家把首要任务看作是为狭义历史学问题提供结论；考古研究完全关注从传统历史文献中提出的问题；考古报告中常常努力但不可信地将考古发现与已知的历史事件、人物或族群相联系。张海则称之为“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 ，突出表现是在考古学研究中以历史文献为线索、以考古为实证的证史主义倾向，以及借助文献史学研究构建考古学的解释理论。其他学者如赵辉和徐坚，也同时从类似角度进行批判分析。
无疑，这些批评声音使得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关系、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需要重新予以思考。但迄今为止，学界意见仍不统一。在2006年出版的两部周代研究英文论著中，李峰和罗泰给出了相似的提议，他们更强调考古与文献作为不同信息系统的相对独立性，进而强调考古学与历史学有别的相对独立性。罗泰在后来的访谈中将基于如此理念的研究方法称之为“分行合击” ，主张采用适当的方法平行研究，分别处理考古和文献材料，最后再把两者相结合得出结论。不过，在2018年出版的夏代研究中文论著中，孙庆伟则给出了大相径庭的方案，提倡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要求带着具体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并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陈淳随即就此提出异议，赞同李峰、罗泰所论，认为将考古与文献两类材料缺乏审视地结合会产生问题，考古学与历史学应该是信息的互补关系，而非对具体时间、事件和人物的印证关系。
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之间关系的争议并非中国考古学所独有，按照罗泰的说法，这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考古学中都具有共性，只是因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丰富及其在文化中的中心地位而使问题被放大。那么，西方考古学（尤其是历史考古学）在这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可以为中国考古学（不限于先秦考古学）提供怎样的参照？在学界以往的讨论中很少涉及，而这正是本文希望加以简要回顾并评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