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刘未：考古学与历史学的整合——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 二 ) |文献|罗泰|考古学家|历史学

二
实际上，与夏鼐、王仲殊相似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价值判断也是西方学界的传统认识。古典学家芬利（Moses Finley）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不言而喻，考古学对历史的潜在贡献大体上与现有书面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成反比。 ”莫里斯（Ian Morris）更将其比喻为“零和游戏”（zero-sum game）。
当然，同样在古典学领域，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后来就认为这样的看法存在明显的缺陷：“我们不应该期望文物和文献之间有任何等价性，因为它们是在过去的活动中以非常不同的‘层次’和‘尺度’创造出来的。因此，书面资料和物质遗存之间的巨大一致性暗示了循环论证。 ”也就是说，如果秉持考古与文献同质互补思维，当文献材料占优势地位时，考古材料最多被当做历史研究的次要证据来予以运用，考古学研究也就难以摆脱历史学框架，被视为同义成果的异化表现形式，考古学就成了“历史学的婢女” 。
不过，总体说来，传统的理念在文化历史考古学流派下兼容性尚好，只是当考古学有所发展，理论范式向前推进，尤其是过程主义考古学（新考古学）的影响波及历史考古学领域时，不满的声音才集中迸发出来，出现了一股反文献材料、反历史学的潮流。就如新考古学的代表性人物克拉克（David L. Clarke）率先指出的那样：“历史叙事作为考古结果的载体，其危险性在于，它以其流畅的覆盖面和明显的终结性取悦于人，而它所依据的资料却永远不全面，永远只能支持一种解释，并建立在复杂的可能性之上。考古资料不是历史资料，所以考古学不是历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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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以中世纪考古学为例：当1982年中世纪考古学会成立25周年之际，拉茨（Philip Rahtz）在“新中世纪考古学”的旗帜下明确宣称，这是一门具有自身理论基础的学科，可以独立于文献证据，得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结论。索耶（Peter H. Sawyer）同时提出了相似意见，认为考古学家应该专注于自身，抵制大量使用文献或语言证据的诱惑，谨防将结论建立于文献证据之上。如果考古证据符合假定的历史情况，结果显然是循环的。巴恩斯（Gina L. Barnes）则指出，考古与文献材料相结合，如果只是用来说明从文献已知的东西，便将导致误用和滥用。她将这种先入为主的结合比作“配对游戏”（matching game）。而里斯（Richard Reece）的看法更为激进，他认为：“当物质材料和文字材料都存在的时候，关于过去的研究显然要涵盖两者，但每个分支都是不同的、独立的研究，具有自身的资料、方法、目标和结论。当两个分支学科各自发展其研究时，对过去的研究将会受益，因这样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具有两种独立的资料来源。而如果两个可以提供独立证据的学科以一种环环相扣的形式参与循环论证，各自参照另一学科来说明问题，对过去的研究将会失败。 ”
尽管伴随着批评的声音，这种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考古学与历史学近乎对立起来的态度差不多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 1990年奥斯汀（David Austin）文章中的抱怨之声——几乎所有中世纪考古研究论著所处理的问题与理念都来自历史学而非考古学自身——可以作为这个阶段考古学家态度的集中总结。
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转变，随着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语境（context）观的兴起，强调考古学独立性之余也注重向历史学吸取经验，提出需要重新把握和历史学的传统纽带。而从更广的学术背景来考察，这又可以看作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潮流的一个缩影。以绍尔（Eberhard W. Sauer）的观点为例：考古学与历史学无论从材料还是路径方面都各具特点，不必追求孰高孰低，所以“考古学家没理由在其偏爱的研究方法对重建人类历史的贡献价值方面产生自卑感，没必要、也没理由去争辩历史文献必然不如自己用物质证据的解释更客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