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与德奥颓废派文学的反叛( 五 )

对于文艺创作，它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了性欲是被压抑进我们潜意识的一股非常强大的黑暗的力量。情欲之所以变成这么重要的话题，是因为它是我们人性中最基本的一面。其次，恰恰因为在现代社会它是被压抑下来的一面，这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情欲的重要性。因为它被压抑，所以它随时都在寻找机会重新突破、爆发出来。这种随时可能爆发的能量对于文艺创作、对于我们对人的思考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20世纪最重要的是把情欲描写当作一种本能描写，一种不可遏制的力量，这个力量跟现代社会形成一种对抗，带有解放的性质。而我们回头看18、19世纪，他们会认为情欲和理智是冲突的，他们要用理智来驯化情欲，你如果释放、听从你的情欲，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弗洛伊德告诉你，性欲不存在道德不道德，在这一点上他和尼采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这种道德是一种强烈的规训手段，这种规训手段并没有道理。这也和你提到的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形成呼应。
我们说，为什么在19世纪末没有出现性解放？其实不能这么说。因为在文艺领域已经早就形成了性解放，这种性解放更多体现在文艺作品的描写和创作中，只是没有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新京报：刚才也提到，颓废-唯美思潮只能发生在现代化较为发达的大都市。书中也提到作为文化空间，大都市维也纳、柏林、慕尼黑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这也让人想到波德莱尔和巴黎的林荫大道的关系。大都市的空间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双志：城市高度集中了现代性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城市生活本身是一种现代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总说“城市规划”，城市生活是高度被规划了的生活，它是功能化极其显著的一种生活，同时也是高节奏的生活，我们现在也是，比如996工厂。另一方面，城市又是文化消费的集散地。到19世纪下半期，在德奥，文化消费就高度集中于大城市。
巴黎和伦敦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形成了这种文化气候。包括你刚才说的波德莱尔，他的《恶之花》里大段大段都是在描写巴黎，他在巴黎深切地感受到城市既有天堂的一面，又有地狱的一面，整个社会的变迁也集中于大城市。巴黎一方面让他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现代性形成的对人的规范化，另一方面也恰恰只有城市能够让他成为相对来说独立自由的创作者。这也是悖论，城市让人体验到社会现代性对人的压迫，但恰恰也是在压迫最深的地方出现了空隙，能让观察这种压迫性的人的创作被接受，形成文艺创作共同体。这就表现在1890年代在大城市出现了大量艺术家社团。我在书中描写了从柏林、慕尼黑到维也纳都有大量聚集的艺术家小团体，不管是偏贵族化的维也纳式的咖啡馆文化，还是慕尼黑的波希米亚式的处于边缘状态的艺术群落，都表现出大隐隐于市、在大城市中观察现代性的这样一种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其实高度依赖于它所批判的物质文明，这是整个审美现代性中经常出现的非常有趣的现象。它越依赖于现代化就越去批判他。

文章插图
19世纪末的柏林
04
反对现实生活苦难的浪漫诗化
新京报：书中提到柏林，当时正处在一个极速工业化的过程，创作上以自然主义为主要代表，自然主义和颓废-唯美主义这两者是怎样结合到一起的？
李双志：在以前的文学史书写中，我们一般把自然主义和颓废-唯美分开的，甚至认为它们是对立的，很多颓废-唯美文艺创作者把自己称为反自然主义。但我要说的是，如果把它们放在现代性批判的角度看，它们其实还是一个阵营中分化出来的两派。当然，自然主义有非常强的社会关切，这一关切主要针对劳工阶层，但是在对劳工阶层的描写中，他们已经不自觉地把对颓废的观察放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