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谈@李敬泽 从有限的顽固的肉身中那个“我”跑出去( 二 )


虽然自言是“前评论家”,但是李敬泽表示,社会需要有抱负,有才华,有影响的评论家。“我们的文学基本生态里,特别需要那种富于洞见的,能站在时代思想和文化的前沿,成为与我们的创作,与公众,能构成强有力的对话关系的批评家。”因此,李敬泽认为一个好的批评家要求很高:“你要能够和作家对话,意味着你和作家的水平差不多,否则你怎么跟人家对话。你还要跟公众对话,你以为现在的老百姓,现在的读者都什么不懂吗?他们的水平比我们高得很的多的是。这个情况下对我们的批评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我们的时代是言谈的时代
文学的精髓就在于它的言谈性
李敬泽认为言谈特别重要。他说:“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也是一个言谈的时代,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自媒体,都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日益强大的言谈氛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一个严格的书写传统里训练出来的,我们写东西都是在反言谈。你们经常要写的论文,别说言谈了,你们自己念着都觉得很尴尬。只要你一念,觉得这都不是人话。你的论文让你念,你都觉得没法念。说明我们有一些东西,根本设置就是反言谈的。你是不能谈的,不能形之于声音的。”
李敬泽说现在自己的工作习惯,是喜欢即兴讲:“这种即兴讲事先都没有想过,讲完了录下来,再整理成文字稿,然后我再来改。这个工作过程好在哪儿?我认为讲的时候有一种特别自由自在的东西,有那种事先没有想到的即兴冒出来的东西。甚至你后来改的时候,也不是说要把它规范好,这种改也同样是顺着它的即兴的,自由发挥的地方,再继续把它变成一个有形式的东西。我现在特别喜欢这种听上去很偷懒的办法,特别爱改自己的发言稿。常常改自己的发言稿改得津津有味。”
在李敬泽看来,评论不是家,而是一种言谈的自由境界。不管是中国传统,还是西方传统,传统的根底都是言谈。“我们的经典——《论语》就是言谈。它是谈话录,而且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谈话录,并不是孔老夫子计划好的‘有跑道’的谈话录。我们的文学也好,甚至是所有的人文的起源也好,精髓就在于它的言谈性。我现在特别喜欢言谈的调子。所以《跑步集》对我来说,我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言谈。”
别人还都在写论文,可是李敬泽却想回到言谈,“或者是把声音作为第一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事情。我甚至很喜欢那种在言谈中,自己都猝不及防冒出来的东西、不驯服的东西、不按常理出牌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多的废话、口水话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废话、口水话也是必要的,也是好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现在是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先谈、先聊、先即兴讲。”
具体到《跑步集》,李敬泽说书中大概有小三分之一部分都是这么来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这个方式不仅仅是一个文章的写法。我想其实也是一种思想方法,或者是一种表达习惯,所以评论不是家,不是那种像评论那样,或者是像学术论文那样,甚至不是像我们理解的一般的文章和作文那样,一定要有严密的结构,一定要这篇文章表达一个起承转合的意思。我觉得也蛮好的。”
写作中的两种路数
一个嗓子管着的
一个眼睛管着的
李敬泽笑说自己以前的很多文章念着很尴尬,“它不是用来上口的,不适合朗读。”不过,李敬泽强调是否适合朗读没有优劣之分,“这和好坏没关系,有的作家文章适合朗读,也有很多伟大作家的作品不适合朗读。”李敬泽认为,写作或者是汉语的写作中有两个不同的路数,一个是主声的,一个是不主声、纯书面的。一个是嗓子管着的,一个是眼睛管着的。像鲁迅先生的文字不适合朗读,老舍先生的适合朗读,“念起来完全可以摇头晃脑,有声有色。钱钟书先生的也适合朗读,我前些日子重新翻起《围城》,一念,马上就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