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韦德·凯尔曼尼|“最了不起的德国人，恰恰是最反德的”( 三 ) |欧洲_时政|默克尔|难民|纳韦德

凯尔曼尼：完全不是。促进东西方对话并非我写作的本意，而只是一个自然结果。如果我说，一件事物必须和另一件事物对话，这显然很荒谬。我的书架上摆满了东方和西方的书籍，就像一座普通的图书馆，所有书都按照作家姓氏排序，而不是按照宗教类别，它们没有东西之分。如果我只写关于西方的东西，反倒是不正常的。从小到大，我在家说波斯语，在公共场合说德语，一切都很自然，直到成人后别人总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才意识到自己在双语环境中长大原来是一种特殊背景。但实际上我并不独特，世界上有许多作家都是如此。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以双语去思考和写作也并不困难。
曾经我是一个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大学里学的是东方学，原本可以走上学术道路，但我发现这样的话我的思维就会局限在东方学研究里，但同时我又对基督教文化、西方文学经典、摇滚乐等都感兴趣，我再一次问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是想做东西方对话的桥梁吗？不，太肤浅了，这不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我不会坐在那里空想“今天要研究一下基督教文学和伊斯兰文学的关系” ，我可能会想，有一本书，我想起来可能与什么有关，就立刻拿来读，这样就开始了。我不会做“东西方文化的对话”这样宏大的议题。一个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或者一个信伊斯兰教的德国人，应该有怎样的立场？我不知道，因为世界文学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所有人都不是桥梁，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我们应该停止自满，通过自我去观照他人，保持好奇心。
单读：虽然你认为自己的双语文化环境并不特殊，但你也承认长大后别人会问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你的回答是怎样的？
凯尔曼尼：好吧，年幼的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就好比热恋中的人不会反复讨论彼此的关系，而是享受这种关系。但成年后当我遭遇这样的问题，我就必须去思考了。我记得自己早年的书出版时，书店常常因为我的名字而想当然地把我的书归入波斯文学的书架，我不得不到处对书店老板说， “搞错了，搞错了！”但这些年人们的意识已经发生了改变，如今德国许多艺术家和作家的父母都来自其他国度。人们越来越理解，德国人不意味着必须金发碧眼。对我来说，从源头上就不存在身份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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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1927.10.16—2015.04.13），父亲来自德意志，母亲是波兰人
其实我还不只是有双重文化身份，我更享受作为一个“外来人”的角色。在西方，当你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可能会很负面，但正是这样一个外来者身份可以带给你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比如我写关于基督教绘画的书，就能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去看它，这让我的话语更强有力，但事实上我对基督教的作品并不陌生，我毕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所以，我被“异文化”身份支撑着，说德语时，脑海里有波斯语在回响，只说德语的人不会有这优势。
现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是反文化的，
甚至让文化枯萎
单读：你带着“异文化”的身份在 2016 年踏上了从东欧至伊朗的旅行，《沿壕沟而行》正是你在这条当今欧洲重现的壕沟跋涉的纪实随笔。在你去过的 12 个国家和地区，遭遇的最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新民族主义的蔓延，从波兰到乌克兰再到伊朗，无一幸免。你对此有激烈批评，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观点：你认为民族主义导致了文化的贫瘠。可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中恰有一点是强调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无论是多么少的少数群体。当然这观点部分受到了赫尔德的民族观的影响，对此你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