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韦德·凯尔曼尼|“最了不起的德国人，恰恰是最反德的”( 八 ) |欧洲_时政|默克尔|难民|纳韦德

但如果将七十年前的欧洲和今天的欧洲作对比，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片战火从未停止超过十五年的土地，如今迎来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生活富足，法制稳定。我今年 51 岁，现在德法之间的学生交流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在我上学的八十年代，德国学生很难在法国找到接待家庭。因为父母和祖父母一代经常说：“德国人决不能进我们家门。 ”德法之间存在过深仇大恨，几乎就是世仇。这种情况持续了数百年。但如果我现在和一个德国或法国年轻人讲起这些，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欧洲做到了化敌为友。在我看来，这也是欧洲的一大成功。
单读：存在一个悖论——在欧洲（以及德国），当自由派经历了难民潮的冲击后，许多人对后民族主义国家的乌托邦理想产生动摇，他们不可避免要思考本国的民族利益，讨论配额、限制、遣返、德国失业率等问题，而这似乎和右翼有所关联了，你如何看待这一自由派的窘境？
凯尔曼尼：首先，成千上万的难民，因革命失败、伊斯兰极端分子的进攻等种种原因被迫逃离，但他们都选择了逃往欧洲，即便遭到遣返，即便每年有数千人在地中海丧命。为什么？因为他们显然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欧洲，而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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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获奖作品《海上火焰》，讲述欧洲属地兰佩杜萨岛岛民与乘船穿越地中海，来此避难的非洲、中东难民之间的故事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难民问题已经让德国乱成一锅粥，但实际上德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好，虽然有很多问题，但德国没有内战。 2015 年，当时确实有一百万难民入境德国，我觉得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德国这么做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德国并不反对开放边境。
当时难民进入欧洲（德国），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联合国在难民营发放的食物只有承诺的一半，对于许多难民来说，离开难民营进入德国乃至去到欧洲，就成为必须的选择。从个人角度说，我本来就是移民的儿子，如果当年德国没有向我的父母打开边界，我活下来的机会都很渺茫。我的父母两边在伊朗大概都有四个兄弟姐妹，经过了伊朗的两次革命、两伊战争和后来政权的更迭后，他们被投入监狱或者直接死去的几率很大，和他们相比，我现在在自由安全的社会中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真的非常幸运，这要归功于德国当年对我的父母打开了边境。所以，看到许多国家采取了背道而驰的方式，关闭边境不让移民进来，这些国家没有认识到他们正在损失未来的生产力，同时也在损失未来的可能性。在过去的 70 年中，德国取得了很大成就。 70 年前我们可能说德国是世界上最被人憎恨的国家之一，如今虽不能说是被人爱戴，但至少现在的德国在世界上是受到尊敬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虽然自由派在面对难民和移民问题时会有两难的窘境，但我觉得开放边境依然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只是从政治角度考量，我们应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纳韦德·凯尔曼尼|“最了不起的德国人，恰恰是最反德的”】不过，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意见过多的世界，我们缺失的可能不是意见，而是真正的信息。如果我要参与到公共生活中，也只能从作家的角度来谈个人的观察，而所有的观察都需要建立在了解真实信息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