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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面孔：从肖像画看历史》，[英]西蒙·沙玛著，刘冰译，商务印书馆， 2021年6月， 540页， 168.00元
西蒙·沙玛《英国面孔：从肖像画看历史》（刘冰译，商务印书馆， 2021 年6月）是一本面向大众的通俗艺术历史读物，写得有点零散，但内容很丰富，就“肖像”这个研究议题来说很值得一读。全书分五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权力的面孔”和第五部分“人民的面孔”尤为有意思。
原书2015年第一版的书名为 The Face of Britain: The Nation of Its Portraits ，中译本副标题看起来有两个小问题。一是把“Portraits”译作“肖像画” ，但该词原意中包含有肖像画、人像摄影、人像雕塑等词义，而且书中论述的内容既有肖像画还有肖像照片和雕塑；二是把“Nation”译作“历史” ，但该词指国家、民族、国民，无论本义还是同义词都没有“历史”之意。而且，正如书名“英国面孔”所提示的，作者的论述重点就是肖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原书名副标题似应译为“从肖像看国家”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副标题改为“ A History of the Nation Through Its Portraits”（“从肖像看国家历史”）补充增加了“历史”的涵义，但主角显然还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另外顺带想说的是，该书正文中的所有人名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均没有附上原文，而偏偏该书提到、论述的各国人物极多，当读者要进一步查找那些并不那么知名的人物时就或有不便。
作者在“前言”首先谈到的肖像画是公元一世纪至三世纪在埃及尼罗河中部地区的法尤姆肖像，认为这些肖像画是描绘逝者的，是对死亡的一种抵抗；其作用正如木乃伊一样，表明逝者并没有灰飞烟灭，而是去到了别的世界。（第6页）这使我想去当年下乡当知青的时候为老农民画素描肖像的情景。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请一些青年、小孩做模特，画人物写生，那种图式语言都是“文革美术”的流行风格。后来村里一位中年农民对我说应该给老人家画像，我就用炭笔画了几位老人的正面肖像，现在想起来也是类似法尤姆肖像的性质和作用。但是在已经有了照相馆的时代，老年农民为什么不到镇上的照相馆去拍一张人像照片呢？想来除了经济原因外，可能还有在乡邦文化中的炭笔肖像画传统的影响。那么，当西蒙·沙玛说“每一幅肖像画都是三方合作的产物：被画者本人对自己面容的想象，艺术家将这种想象艺术化的欲念，以及最终要观赏这幅画的人的期许” （同上）的时候，还可以加上一点：肖像画也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产物。其实作者在全书中也有谈到文化传统与肖像的关系问题。
在这些“英国面孔”中可以看出国家政治的利益、立场、行为动机，以及对于国民情绪的引领和控制。 1846年，英国贵族菲利普·亨利·斯坦（Philip Henry Stanhope）向众议院提议创立英国国家肖像馆，先后两次被否决。 1852年当他进入上议院后其提议终被接纳，他倡议建立肖像馆的目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去纪念那些为英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人们。 ”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支持和批准下，英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于1856年12月2日成立， 1859年1月15日在距离威斯敏斯特宫不远的乔治大街正式开馆。西蒙·沙玛指出， “肖像馆旨在向民众展示英国史诗般的漫长历史。 19世纪50年代的民族情绪中，掺杂着胜利后的自我褒扬和焦虑的反躬自省。 ” （304页）所谓的胜利，作者提到了1848年以失败告终的宪章运动和1851年的万国博览会，接下来就是每况愈下的帝国景象。英国在1854年介入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暴露出的重要问题其实还不是西蒙·沙玛讲的战争策略的苍白无力和战地医院令人绝望的境况，而是平民士兵的英勇与贵族军官的平庸无能的强烈对比，因此在后来的战争纪念碑中以士兵雕像取代了传统的统帅雕像。 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爆发，最后结果是英国王室取代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直接统治。 1858年夏天席卷伦敦的“大恶臭”（the Great Stink）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瘟疫。因此， “仿佛是要与不祥和堕落抗争，在这样的19世纪50年代，文化场馆大发展、大繁荣了起来，这安抚了英国民众——他们仍旧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中心，文化的食粮为社会各个阶层所共享，而英国的历史文化与其物质成就一道，雄踞于人类文明的巅峰” 。（304页）于是， “民众的期待最终有所归属……此举背后的深意在于通过这些二维的英雄形象向英国人讲述他们的民族身份。此时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在印度和克里米亚渐遭挫败，对于骄傲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而言，国家肖像馆的诞生绝非意外” 。（前言）作者从这样的视角揭示了国家肖像馆开馆的历史背景和国家意识形态诉求，无疑有政治站位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