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书记|李公明︱一周书记：权力的面孔与人民的……面孔( 二 ) 文化|周书记|权力|历史|西蒙·

从英国的博物馆和展览事业在此期的发展情况来看，国家肖像馆的建立也有其大众文化的需求因素。虽然作者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是他谈到了在1857年正式开馆的南肯辛顿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前身）如何致力于将意识和设计展现给大众，更重要的是详细谈到了同年在曼彻斯特举办的堪称“万展之母”的“大英艺术珍宝展”盛况：一万六千件以英国传统为核心的艺术品，恢弘的钢铁玻璃展馆，欧洲各国的领导人前来观展，甚至连工厂主们也都给工人放一天假和提供免费交通，鼓励他们去看展。连原来最痛恨大众娱乐的约翰·罗斯金也不得不对其中的部分展品表示了赞扬。该展展出六个月之内，共有一百三十万人参观。 “所有的这些公共展出都是为了向英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宣示，创意设计、商业和技术的巧妙结合已掀起了一场现代的英国文艺复兴。 ” （305页）在国家级展览与大众文化的联系越来越明显和紧密的氛围中，国家肖像馆所承载的向大众宣传王室成员、历史伟人和英雄的使命就更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国家肖像馆的收藏准则也明确表现出它的基本性质是属于历史而不是艺术，正如作者所讲的， “藏品筛选不看绘画的艺术性，只看画中人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同上）实际上，藏品的选择也不看画家、摄影家的知名度。当初肖像馆理事会作出“收录的肖像作品中的人物必须去世10年以上，除了在位的君王及其配偶”的准则，直到在1969年才被改变，理由是应该接纳和尊重在现实生活中有杰出贡献的人物。
虽然关于国家肖像馆的过去与今天都不是作者在书中论述的重点，但他还是特别介绍了一幅从建馆初期留存到今天的经典作品，托马斯·劳伦斯爵士为废奴主义运动的斗士威廉·威尔伯福斯画的未完成的油画肖像， “难道我不是与你们一样的人吗，难道我不是你们的兄弟吗？”他说这句废奴主义的著名宣言与这幅伟大的肖像画几乎是一致的。（308页）联想到威廉·威尔伯福斯数十年奋斗不屈，终于以最微弱的声音撼动了作为英帝国经济基础的奴隶贸易，他的肖像能够与王室贵族肖像同置一馆领受万民观赏。或许可以说，这也体现了国家肖像馆对所谓“历史上的重要性”的一种政治承认的立场。
作为表现人物形象的媒介，肖像画与政治和历史的关系不言而喻。西蒙·沙玛敏锐地看到在光荣革命之后，在肖像画中反映出政治权力下移的实质性变化：“画中的变化已足以佐证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在英格兰悄然发生的权力下移。 ” （71页）社会和政治权力已经由君主转移到了拥地贵族，贵族不仅成为地方政治的实力派，也成为了主导社会风气的表率，他们的形象自然要在艺术中反映出来。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在英格兰开始流行的集体肖像画顺应和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风尚：“英格兰的当权者已不再只是君主一人，而是一个阶级，他们志同道合，都拥有丰厚的产业，国王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附属（尽管他们不敢这么形容）。宫廷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贵族的裙带关系：这种关系始于拥有土地的高层阶级，后来转向政治团体，最后，在英格兰独特的环境中又转向文化团体。 ” （77页）这段话内涵丰富，也是意味深长。从王室肖像到贵族阶级的群体肖像，从裙带、财富、政治到最后落脚到文化团体，这是肖像政治学中以权贵关系为中心的重要议题，可惜的是作者没有在这里继续分析和深入挖掘。
从肖像画到政治讽刺画的距离很短，在通常的艺术史叙事中这一变化常被忽视了。西蒙·沙玛从1695年“规范‘煽动性’出版物的《出版许可法案》（ the Licensing Act）有所松动、言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解放”开始谈起，指出辉格党利用这种自由大肆撰文、作画嘲讽攻击托利党。但是辉格党政治家、内阁的实际掌权人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的肖像也被政敌用作嘲讽和泄恨的工具， “在政治圈子里他的形象被恣意篡改，这是一次肖像画领域的突破。政敌将沃波尔正襟危坐的肖像改成讽刺画，用以泄愤。沃波尔的形象完全摆脱了其真实容貌，成了大众恣意涂鸦的范本，这当真是肖像画领域的一场运动” 。（84页）讽刺画成为政治斗争的有效武器， “政治家苦心经营公众形象来维护身份地位，赢得民众好感，但他们的形象一落到讽刺画画家手里，往往变得可笑甚至可怖。作为撕毁虚荣和矫揉造作的流派，讽刺画在英国政党政治生活中迅速崛起” 。（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