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南|刘世南更一百年谁识我( 三 ) |清诗流派史|江西师大|钱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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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南在《师友偶记》中解释， “那是因为我不以学术徇利禄。 ”后来他从杂志上知道了沈志华曾作为独立学者，在高校之外自由做研究，说：“沈志华这样的自由人真让人羡慕，可是一般学人没法学习他。他是先下海经商发了大财，才洗手转行来搞学术研究的。 ”
在教学之余，刘世南积15年之功写作《清诗流派史》，其间没有申请过一分钱的项目、科研经费。
1995年《清诗流派史》先在文津出版社出版，后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自费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部的编辑听说了此事，十分难过，决定请刘世南选注清代古文，以此稿费作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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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诗流派史》一书的价值，在学术界早有定论，被称为清诗研究的经典著作，已故四川大学教授白敦仁评价该书：“如大禹治水，分疆画野，流派分明” ， “若网在纲，二百年诗歌发展痕迹，觉眉目清楚，了然于心” ，足见该书的价值。但更为重要的是刘世南著书的宗旨与态度。
他以顾炎武所谓的著作“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为目标，填补清诗史研究的空白，自言：“躁，心态浮躁，竞，追逐名利。两者治学大忌，必须坚决消弭。我写此书的15年，是包括在编时的10年和退休后的5年。我没有考虑过写此书和评职称的关系，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评奖活动，想到的只是这工作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 ”
而在具体的写作中，刘世南通过研究清代士大夫的心灵史，抉发他们在专制政治压力之下的挣扎、彷徨与追求，从而论证自己所信仰的治平之道。
书中对清代诗人吴兆骞所谓“迁谪日久，失其天性”的剖析极为深刻。刘世南写道：“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启发：愤怒固然出诗人，但这首先得有个允许你愤怒的环境。如果处身于极端专制的高压之下，你连愤怒也不可能，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秦朝没有文学（除了李斯的歌功颂德之作），其他最黑暗的专制野蛮时代也没有真正的文艺，不仅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作家说真话，某些作家甚至主观上也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吴兆骞这则诗论就说出了作家主观条件的问题。所以，它是深刻的，是前无古人的。他的灵魂深处的躁动和苦闷，实在类似司马迁。但司马迁能利用私家修史的地下活动，创造出伟大的“谤书”——《史记》。吴兆骞遭难后的23年，却始终生活在专制魔掌之下，连内心世界也毫无自由。他只能在‘失其天性’的情况下，被迫扭曲地写出自己的某些痛苦。这就是纪昀等人所谓‘自知罪重谴轻，心甘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 。 ”
经历过新旧时期的刘世南，将他的感悟与思考倾注到了这部《清诗流派史》。该书除了是一本经典学术著作外，又何尝不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士大夫淑世之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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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南在书店的活动上图/受访者提供
淑世的知识分子
“学术研究，是我主要的生活内容，也是我的生命价值。我从事科研，不是为了职称、奖金，以及其他福利，而是为了自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继承和发展知识，以服务于国家、民族和人类。这就是我为什么越来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缘故。 ”

刘世南|刘世南 更一百年谁识我(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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