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离开中国：时间就在这里，请你们记录一切( 四 ) |约翰·麦克菲|美国|写作|何雨

在华裔媒体人查建英眼中，优秀驻华采访人员，就应该是像何伟这样的，有过硬的中文能力，足迹遍布大城小镇，跟社会精英和平民百姓交流，跟友善的中国人和不那么友善、有奇怪的文化和令人恼火世界观的中国人都接触，才是真正地扎根在中国。
“一个真正的故事，就像一棵树，该从土地里而非天上长出来。 ”
这种兼具自家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的双重身份，既能非常了解当地的背景，让人感到一种亲近感；而作为一个外来者，保有一定距离，又能够让他尽量客观，观察到那些像氧气一样的，我们呼吸在其中却又难以觉察的细节。
03.
什么能打破偏见的同温层？
最好的答案是阅读和写作
有评论指出，何伟的描写视角并不罕见，是一个稍微“善良”些的人就能拥有的共情视角。但为何善良似乎如此普遍，却难以解释当下的撕裂呢？
从生理的角度上看，人的大脑里拥有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模仿、同情和共情能力是一种生理上的本能。史蒂芬·平克却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里指出，共情并不一定就能走向和平、理解包容，甚至往往会走向互相排斥和复仇。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矛盾的结论？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他的著作《扩大的圈子》（The Expanding Circle）中提到，因为人们会将“自己人”纳入自己的圈子里，也就是移情圈，移情可以通过换位思考，向小圈子外扩展。
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Daniel Batson）警告，这种扩展的余地非常有限，而且可能非常短暂。甚至移情像是开关一样，会随时关上甚至走向反面。
人们能待所有的陌生人都如同家人和友人，是一种“可怕的乌托邦梦想” 。何伟的这种能够打破地域、国别与种族的共情视角，在当下已经越来越稀缺，甚至于会受到两边的攻击。
网络等现代科技的发展，既能使间隔遥远的人们，建立从未有过的快速和紧密联系，但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却使得彼此又更疏远、只愿接受与自己想法相近的声音。许多个体把自己关到了小小的同温层里，却不愿意对外扩张。
由于算法和社交网络的细分等等原因，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我们几乎可以一整天只阅读那些自己所认可观点的文字内容，只听自己同意的声音，并对于“不同”产生同仇敌忾的情绪。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江城》在中美两国都收获了广泛的好评，但在20年后的现在，情况却截然相反。
何伟在2020年所撰写的《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在中国收到一些批评声，在美国却更加遇冷。在《纽约客》的官方推特上，只收到了232个喜欢， 12条评论，零星几个评论里，有人大骂“这本杂志已经完全沦为了中国政党的宣传！”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描写的是现在，而《江城》描述的是过去，它离我们的生活已经太过遥远。尤其对中国读者来说，就像是回看自己过去的老照片，它陌生而又熟悉，可能会感觉有点羞耻，却又满是新鲜、好奇和怀念。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像《寻路中国》所描述的那样，时代是一座飞速行进的列车，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变化如此迅速，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在人们看来，已经像是怀旧老照片。

本文图片

20多年前，何伟在中国（图源网络）
更难以忽视的，则是背后折射出的中美两国，或者说整个世界都愈来愈深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