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在接受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江苏近期长篇小说掠影 |小说_文化|江苏|作家|郑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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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作家队伍的整体构成，还是从区域文学已经抵达的思想艺术高度来说，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态势一直居于全国前列的江苏省，作为其文化软实力重要标志之一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坛总体格局中的地位既重要又稳固。不仅江苏是毫无疑问的文学大省、文学强省，南京更是名闻遐迩的世界文学之都。与此同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江苏所处的长江下游地区，不仅一贯富庶，而且到近代以来，面临着来自于西方巨大挑战的时候，它也往往能够引领风气之先，敢于大胆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精神洗礼。具体到新时期文学中的江苏，这一点表现得非常突出。我们都知道，中国新时期文学得以发生，与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涌入紧密相关。这其中，尤其不容忽视的就是西方现代主义从观念到方法的全方位洗礼。也因此，尽管说一直到现在为止，中国文学的主流依然是所谓的现实主义，但这个现实主义因为接受过现代主义的洗礼，已经明显不同于既往的传统现实主义。在承认如此一种文学现实的前提下，本文试图挂一漏万地梳理现代主义文学因素在江苏近期长篇小说文本中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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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学文的长篇小说《有生》从总体的定位来说，无疑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但其中那些现代主义文学因素的存在，却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具体来说，《有生》中的现代主义因素突出地体现为作家熟练运用精神分析的手段，成功打造了一个百年乡土中国的艺术世界。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来看，以如此之大的篇幅和力度建构一个精神分析的乡土中国，胡学文的《有生》极有可能是第一部。在彼得·盖伊的理解中，现代主义最根本的特征之一，就是与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之间的内在紧密关联。《有生》中的很多人物，不论是历史部分的白礼成、李春，还是现实部分的喜鹊、如花、毛根、罗包、宋慧、杨一凡、羊倌、乔石头、王大翠、林月莲，当然也包括祖奶在内，所有这些人物，都可以被看作是有“病”的人，也都可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获得相对充分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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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学者王尧的长篇小说《民谣》中的现代主义意味也非常明显。比如， “元小说”色彩的具备。小说开头写到：“很多年后我开始写作一部至今未完成的小说，小说的开头是：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底下。 ”那一年，是1972年，王大头14岁的时候。他之所以会久久地坐在码头上，是要等那艘载着外公的船。也因此，卷一第一节的结尾才会是“外公的船也许快到西泊了，我屁股下那张纸好像也被风吹走了。 ”能够把太阳想象成一张被王大头坐在屁股下面的薄薄的纸，说明了王尧艺术想象力的神奇与诡异。另外值得注意的则是，小说中王大头那部“至今未完成”的小说作品，实际上正是长篇小说《民谣》。二者互为指涉的直接结果，便是《民谣》“元小说”意味的具备。再比如，《民谣》的艺术结构首先由篇幅不够平衡的三大板块组成。第一个板块，是作为小说主体部分的“内篇” ，第二个板块，是地位相对次要的“杂篇” ，第三个板块，则是篇幅最小的“外篇” 。需要特别指明的一点是，我们所谓作为小说主体部分的“内篇” ，王尧在小说文本中并没有专门标明。它其实是自己杜撰出来的一种说法。我杜撰这样一种说法的根本前提是，王尧已经明确标明了“杂篇”和“外篇” ，因而“内篇”应该是另外两部分之外的那个小说主体部分。这样一种艺术结构或许与《庄子》的影响有关。我们都知道，整部《庄子》正是由“内篇”“外篇”以及“杂篇”三部分组成的。虽然看似是受到《庄子》影响的结果，但究其实质，其实还是现代主义手法的一种巧妙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