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与时间赛跑的保护使莫高窟“转危为安” , 面对大批蜂拥而至的庞大客流 , 越来越大的保护压力开始令樊锦诗忧心忡忡 。 21世纪初 , 敦煌研究院在中国内地首开先河 , 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进行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 。 并于2014年开启单日6000人次上限的莫高窟预约参观新模式 。
“文物的退化是不可逆转的 , 哪怕保护得再好 。 只有为文物建立数字化档案 , 才能实现永久流传、永续利用 。 ”樊锦诗说 , 拿出一百年前的莫高窟老相片与现在对比 , 发现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 并且它还在“变” , 多年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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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 , 《回顾平山郁夫先生的贡献》座谈会在敦煌莫高窟举行 。 图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发言 。杨艳敏 摄
让莫高窟文物“容颜永驻”的“灵感” , 始于樊锦诗第一次接触电脑 , 了解到“经过电脑数字化的东西都能得到永久保存” 。 尽管当时的技术手段和数字化效果 , 尚不尽如人意 , 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的计划已提上议程 。
2016年4月 , “数字敦煌”成功上线 , 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 , 游客只需轻点鼠标 , 即能一览无余 。
人才是文保工作的核心 , 自传为莫高窟保护留史
“文物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是人才 , 人才是一切工作的核心 。 ”樊锦诗表示 , 没有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的坚守和奋斗 , 就不会有今天的莫高窟 。 因此要确保稳定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的人才队伍 , 必须要有长远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和机制保障 。
今年84岁的樊锦诗已退休多年 , 近年在海内外获奖无数 , 但最为被公众熟知的称谓仍是“敦煌的女儿” 。 她每年仍有不少时间与敦煌大漠“为伴” , 在身边众人的反复劝说下 , 以口述形式出版了唯一自传《我心归处是敦煌》 , 希望为莫高窟保护留史、续史 。
“也许 , 我倾注一生的时间 , 也未必能穷尽敦煌的谜底 。 ”记录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的这本书出版后 , 不仅引起众多文博粉丝以及敦煌文化爱好者的追捧 , 还火爆“出圈”导致“一书难求” 。 但樊锦诗除了受邀讲述“敦煌故事”的个别讲座外 , 已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 更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
“相识未名湖 , 相爱珞珈山 , 相守莫高窟 。 ”樊锦诗至今无法释怀与丈夫“老彭”未能兑现的约定 , “我时常觉得老彭没有走 , 他还在我身旁 , 和我一起守护着莫高窟 , 他依然在支持我 , 给我力量!”(完)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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