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徐良高：考古年代学与西周历史年代研究( 二 ) |徐良高|丰镐遗址

从年代学角度看，如果说传统历史年代学擅长于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研究，那么考古年代学明显地擅长于相对年代研究。另外，由于古代遗存的片段性和残缺性，考古学似更适合于研究物质文化变化的长时段趋势和阶段性及历史发展的模式，而拙于直接研究历史中的具体人与事。
那么，基于物质文化面貌变化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是否能为考察重大历史事件，探索其发生时间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史料呢？如何将考古学文化分期与重大历史事件合理地联系起来，进而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断代为寻找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提供考古学的背景信息？
我们相信，重大政治事件往往会带来社会多方面的变化，表现在考古学文化上就是物质文化面貌的变化，比如异文化的入侵、大规模人群的迁徙和朝代的更替很可能带来物质文化的某些改变、政治中心的转移等。如果我们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是可以从考古学文化变化中看出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例如，对于商周鼎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说，东部地区晚商政治中心——殷墟的毁弃和王陵M1567修建的半途而废（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至第九本，中研院史语所。范毓周《殷墟王陵年代探论》，《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 2011年，第11页），西部地区周人兴起之地新的政治中心——周原、丰镐遗址的兴起，商文化因素出现于西部周文化遗址中，与之相应的具有明显周文化特征的多个次级区域政治中心，如洛邑成周遗址、鹤壁辛村遗址、天马—曲村遗址、琉璃河遗址、高青陈庄遗址等在原商文化统治区域内出现，等等，诸多现象都是这一历史事件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
依据这一原理，结合考古发现的不同时期物质文化遗存特征及其变化，我们将丰镐遗址第一期遗存推断为文王迁丰至武王灭商建立西周王朝这一时段，即先周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将第二期遗存推定为西周初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
尽管这一研究成果解决了考古学文化分期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对应问题，但仍不能给出商周鼎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绝对年代答案，寻找绝对年代数值还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测年手段，如碳十四测年法对那些出土背景清晰，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准确的碳样品进行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是通过两者的结合，得出了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的结论，为利用传统历史年代学方法确定武王克商年限定了选择范围。最终， “在克商年的可能范围之内，通过现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到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等三个克商年的方案” 。其中“此说（即公元前1046年方案）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与《武成》、《召诰》、《洛诰》历日、《国语·周语》伶州鸠语等也能相容，是三说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41、46、49页）
同样，利用以上原理，考古学与现代科技测年技术相结合，也为西周王年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限定条件。
客观地说， “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虽然没有提供一个无可置疑的终极答案——周武王伐纣灭商年和各代西周王世的准确年代，结束数千年来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但提供了迄今为止的最优解。对于历史年代学研究来说，无论是史料的收集、梳理，新学科、新史料、新方法的拓展、发掘与创新，还是最终成果的整合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都可谓是集大成者，是多学科整合研究历史问题的经典实践，提升了研究历史年代的精度，是历史年代学最新研究思路、史料、方法与成果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