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周汝昌燕园遗事四川美术出版社|期刊|音像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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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研究生毕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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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致周汝昌信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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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1947年12月7日致周汝昌的第一封信◎李彤
周在燕大关系最好的老师是谁《懋斋诗抄》的发现被“人为”地推迟了26年
未经藏主同意，私下抄录甲戌本《石头记》那三天，周的心理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周从来没认这个胡师父胡适消失的那封信里说了什么
在图书馆觅得《懋斋诗抄》
由此涉足“红学”领域
红学家周汝昌与燕京大学的渊源甚深，前后达13年。1937年他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正逢中日战争开始。1939年考上了燕京大学，又因为遭水灾，推迟到第二年才入学。英语系读了仅一年，1941年冬便遭日寇封校。待到1947年又重新考入，继续学英语。
燕园里的老师，与周汝昌关系最好，日后最念念不忘的，是顾随。但两人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的师生之缘，周汝昌只是在第一年里，作为外系学生去蹭听过中文系顾随老师的诗词课，便开始书信往还和诗词唱和。后顾随转去辅仁大学和天津师范学院任教，再无当面教学的机会，但一直保持密切的通信联系。严格说来，两人是函授或诗友的关系。
1947年秋开学后不久，周汝昌收到四兄祜昌的来信，说他近读亚东版《红楼梦》，见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由于他得到敦诚的《四松堂集》，世人方知曹雪芹其人其事，而敦敏的《懋斋诗抄》却遍寻未得。你在京校，何不一试，查觅此书？周汝昌立刻直入图书馆，居然一查即得，在《懋斋诗抄》中发现了六首有关曹雪芹的诗。继而写出文章，在天津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并因此提出了曹雪芹卒年的“癸未说”。
细想想这里似乎有一个问题：胡适在1921年已公开访求此书，燕大图书馆并非偏僻，多少硕学鸿儒抬手可查，为什么竟然暗藏了26年，留给学生周汝昌去发现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位老师邓之诚。当周汝昌请教他时，没想到邓先生说：“我早知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他。”据《邓之诚日记》，他于1946年6月21日在藏主徐家还见过有胡适题跋的庚辰本《石头记》，也不感兴趣，态度是“非吾所知矣”。
却原来，邓之诚早就是胡适的老对手，当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方兴时，他也在北大当教授，是与“新派”对立的“老派”之典型。他憎恶白话文，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必一律改成“之”。后来任教燕京，年年都要讲几回：“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当胡适通过燕京陆志韦校长向他询问《懋斋诗抄》时，邓之诚明知不告，也就合乎情理，不足为奇了。如此才给周汝昌留下了发现的机会，周汝昌的人生，因此才定位于红学。
此后事情的发展，既获益于邓先生消极的“知而不告”，还要感谢报纸兼职编辑、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赵万里先生积极的穿针引线。赵先生组织来红学名家胡适、俞平伯的来信在报上发表，周汝昌再连写两篇文章与二位名家答辩。新秀周汝昌对胡、俞两人的感觉很不一样，他对胡适的来信感到“欣幸无已”，并继续通信，求借书籍；但是却认为俞平伯是“冷水浇头”，“微词见讥”，从此结怨，这该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了。
周汝昌与胡适往来通信三阶段
心理有细微转折
周汝昌与胡适的往来通信，基本上完好地保存至今。这非常难得，使我们可以梳理两人关系的发展脉络，切近地观察周汝昌心理的细微转折。通信时间是1947年12月到1948年11月，前后约一年。为了更清楚地观察其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