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周汝昌燕园遗事( 二 ) 四川美术出版社|期刊|音像制品

第一阶段是1947年12月到次年6月。周汝昌的文章《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于12月5日发表，胡适在12月7日写信，到次年1月18日才寄出。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给一位燕京大学的学生写信，这信写得异常谦逊，礼贤下士：“《懋斋诗抄》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关于曹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意改动。……先生说是吗？”周汝昌以回信的方式反驳，题为《再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适之先生》，3月写成，5月发表。他的理由是开列年表，把作者与书中人物混为一谈，以书中岁月季节、年龄时序与清史、历算配合来看，自认为“若合符契”。他还说，这排列年表的办法是跟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学来的。6月4日，周汝昌再致信胡适，商请借阅多种书籍，包括胡适自藏的珍本并向别家代借。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6月27日周汝昌到东厂胡同一号拜见胡适，并借到了甲戌本《石头记》。这天是星期日，燕京大学开始放暑假，周汝昌应该没有返校，而是携书直接返回咸水沽家乡。周汝昌和四兄祜昌觉得机会难得，便先斩后奏，在暑假里为甲戌本抄了一个副本。就在抄书过程中，收到了胡适来信，对周汝昌提出的“集本校勘”，胡适答应“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还劝导，“我劝你暂时把你的‘年表’搁起。专力去做一件事，固然要紧；撇开一切成见，以‘虚心’做出发点，也很重要，你说是吗？”
周汝昌在暑假里写成一篇长文《跋胡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中除了正面肯定脂本，怒斥高鹗“伪续”，反驳俞平伯的题跋以外，还与胡适争辩“文言、白话”之分，甚至以讽刺口吻拉扯上胡著《白话文学史》。暑假两个月里，周汝昌曾两次给胡适写信，对抄书之事一字不提，故意隐瞒，却附寄上这篇长文，说是求教，实际意在求发表。一边批你的观点，一边求你的推荐，这是对胡适度量和耐心的考验，还是对恩师无意间的冒犯？
返校开学后的9月11日，周汝昌才在信中报告了将甲戌本抄录副本的事，这时生米已煮成熟饭。14日他又再发一信，催促借书。在其后的两天里，连续收到胡适的三封信。胡适一方面对周的长文表示了不客气的批评，不同意发表，但暂时没有寄回，还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帮他删改；另一方面是对他擅自抄录甲戌副本，大度地表示，“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9月19日周汝昌的回信寄到南京，他感谢胡适的“襟怀风度”和“开明亲切的指导”。对于先生的批评和删改建议，他是笼统地接受，却具体地逐一争辩，显然并不心服。谈自己的文章，他把俞平伯扯进来比较，既批驳俞的见地，又贬低俞的文字。10月23日，周汝昌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对着学界领袖胡适，诉说了很多自己和四兄的个人情况。
【周汝昌|周汝昌燕园遗事】我们可以看出，在9、10两个月间，周汝昌的心态发生了渐进的变化。对胡适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毕恭毕敬，拘谨客套，而是在逐渐熟悉后，拿大师不当外人，开始披肝沥胆，倾诉衷肠。在其背后，心中也有不满和不敬在滋长。与此相对应，在甲戌本到手近四个月以后，周汝昌也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奉若神明、珍若拱璧了。分析其原因，可能一是与珍本长期亲密接触后，敬畏之心渐消；二是随着胡适允许录副、答应题跋、继续借书等大度行为，便得寸进尺；三是对胡适退稿、大删和不同见解的报复心理。一个标志性行为是：在10月23日的信中，周汝昌表示准备归还甲戌本。所以第二天，他在甲戌本首册第四回末的空白页上擅自写下告别性题记：“卅七年六月自适之先生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周汝昌谨识。卅七、十、廿四。”这就像是在名胜古迹上写“到此一游”，此举未经胡适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