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周汝昌燕园遗事( 三 )


就在10月下旬,一个突发性情况改变了故事的进程,胡、周关系因此转入第三阶段。此时出现了一个第三者,孙楷第先生由北大转到燕京任教。他是中国古典小说版本目录学的专家,后在课堂上介绍了裕瑞的《枣窗闲笔》一书,引导了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方向。而此时更重要的是,他成为胡适与周汝昌之间的传书使者。10月27日,周汝昌收到胡适的挂号信:“《四松堂集》,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了。子书先生是中国小说史的权威,我很盼望你时常亲近他,他也很留心《红楼梦》的掌故。……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都可以请子书先生看看。他若高兴题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价值。”
周为什么迟迟未归还甲戌本
接信当天,周汝昌去孙家取回了《四松堂集》和他的长文。第二天,孙先生到访四楼周汝昌宿舍,理应为取甲戌本而来,却空手而归。孙、周二人连续两天见面,周汝昌却没有遵胡适嘱把甲戌本交给孙先生。他在10月29日回信胡适,除表示“感谢不尽”外,还说:“孙子书先生昨天特别亲过敝屋,把先生的来信已给他看过了,我预备今明日就把脂本正副都拿给他看。……脂原本本想立即归还,但因先生提议给孙子书先生看,我想等和《四松堂集》一并奉还吧。”周汝昌这样说了,但事后并没有做到。
直到此时,周汝昌才看到了胡适对他长文的修改,胡适改得很多很细,删去浮词,缩短冗文,还在一整页上打了大“×”。于是,周汝昌心中的不满变得具体而强烈了。同在10月29日,刚刚在信中谦称,“拙文本太丑,承为手削,光宠莫名!”旋又在《跋脂文》后加附记:“胡先生只嫌吾行文芜杂拖沓,而关乎意见是否正确,全无一语评按,冷静过于常人,不似其是是而非非勇于奖人之素性。文中曾提汪原放印‘程乙本’之非当与‘白话文学史’一词,甚望此二事并未予胡先生以任何不良感觉耳。”10月31日再加附记,言辞更为尖刻:“若掂播字句,则任何名家文章,亦可吹毛而削改,不第拙文也。如胡先生《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一文写得最乱,字句尤多未佳,我亦可得而笔削。”这些是他私下写的心里话,原本未想给人看的。
这证明在三天里,周汝昌的心理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那么对甲戌本的处置也要另作考虑了。他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立即归还甲戌本,也没有转交给孙楷第。
11月某日,孙楷第先生第二次造访周汝昌宿舍,送来大字戚序本,捎回《四松堂集》。但周汝昌并没有如前信所说,把“甲戌本和《四松堂集》一并奉还”,孙楷第还是未能见到甲戌本。在甲戌本尚未归还的情况下,胡适慷慨送来了第四套书。此戚序本后来未及归还,周汝昌留作自用,在上面过录校订庚辰本的异文。十八年后在天津家乡周祜昌的家中,失去无还。
现存的胡适与周汝昌之间的通信,计有胡信六封,周信九通,到周汝昌10月29日一信戛然而止,似过于突兀。此后双方至少应还各有一信,现已不存。周汝昌承认“在旧信札中缺失了至少一封去信”。而香港的梅节推测,大概在11月初,“胡还写了一封重要信件寄周,对周手上的四部借书做出区处的指示,对周的研红提出最后的忠告。因这封信有些内容周不想别人知道,后来把它作掉了……隐没了最少一通。”
论情论理,此信确实应该有过。试想胡适收到了孙楷第带回的《四松堂集》稿本,却未见甲戌本,又知孙楷第根本无缘得见,再看周汝昌在29日信中曾满口应承,显然是言而无信,事出意外。那么胡适会作何感想,怎样回信?再大度的谦谦君子也会有情绪的反应吧?如此想来,胡适最后一信的迷失,不一定是无心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