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周汝昌燕园遗事( 四 ) 四川美术出版社|期刊|音像制品

甲戌本在周汝昌手中又保存了一个月，到11月末，北平已被解放大军合围，平津战役即将打响之时，周汝昌才与同学周培章一起步行进城，到东厂一号胡宅还书。胡适没有再见周汝昌，书在门外交给了胡家的次子胡思杜。胡适于1948年12月15日携这部甲戌本《石头记》飞离北平。在其前夜，还将《四松堂集》留交北大图书馆，意在给周汝昌用。
那么，周汝昌为什么不肯把甲戌本交给孙楷第先生？那样岂不是既遵从了书主胡适的指示，又满足了老师孙楷第的愿望，自己也免除了长途跋涉送书之苦，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吗？他何乐（或者应该说是何苦）而不为呢？笔者在苦思冥想了超过一年之后，终于寻获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周汝昌希望保留自己再次面见胡适的理由和机会，当面还书，以求得胡适在自家的录副本上题跋。如果把甲戌本交给孙楷第，这一希望很可能就落空了。为此周汝昌不惜违背胡适的意愿，不惜牺牲孙楷第得见甲戌本的机会，也不惜自己以劳代逸，步行进城（这是后发的特殊情况）。
围绕周的研究生学历
发生过哪些意外
62年以后，研究者梅节、沈治钧认为，在1948年“胡周交往中周汝昌欺瞒胡适、扣压甲戌本等”，或曾把书私自转借给他人（陶洙）。笔者认为证据不足，或定性过重，未敢附和。我相信青年周汝昌并无恶意，不过有些私心而已。这就是周汝昌红学事业的开端，也是他一生为人的塑型期。后来胡适说，“周汝昌是我‘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但是周汝昌直到晚年写《周汝昌与胡适》，从来没有承认胡适是他的师父或老师。
1950年夏天，年已32岁的周汝昌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这时中文系新成立了研究院，周汝昌考上了仅有的两位研究生之一，另一位是许政扬。然后他在燕园内经历了反美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必细表。这时候，周汝昌结识了张伯驹、陶洙等老一辈旧式文化人，在燕园旁的“展春园”里参加诗词雅集，如鱼得水，却在燕大中文系研究生的学业上步履艰难。在1974年写的《红楼梦新证·重排后记》中他承认，“研究院给我开出的经史子集的长篇必读书目，我是一本也没有真去读”，并预料自己“大抵不能卒业”。当然，这是周汝昌在“读书无用论”盛行年代的自白，与“学历至上”的当下不可同日而语。而事实上，周汝昌的研究生终归没有读完。
在客观上，这也与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院校调整的前景有关。消息已经在流传，不仅中文系研究院，连燕京本身如何下场，都难以预料。故也许“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51年秋天，华西大学由于外籍教师离开而向燕京求援，急需一位英文讲师。校方想起了周汝昌，就商于中文系主任高名凯，动员他以旧燕大1949年西语系本科毕业生的资格就聘。也许周汝昌也觉得中文系研究院读得太辛苦，就接受了校方的安排。
这时他的中文研究生才读了一年，而工作却是对应本科的英语。这过程迁延了一个学期，研究生课业还差一个学期未修完。高名凯先生对周汝昌说：“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在半年内将论文寄来，研究院就承认你的毕业资格。”周汝昌请问临别指教之言，高先生沉吟了一下，说了五个字：“多注意政治。”
因为周汝昌提前半年离校就业，自然不能现身毕业生合影，也不曾登入毕业生名册，给后人质疑他的学历留下了把柄。当年曾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梅节在2009年写道：“据中文系传出，是他的国学根底太差，五经、四史似未发蒙，语言学理论接受也不好。读了两年，系里评估，周同学恐难按期完成研究生课程。”梅节认为周汝昌的研究生是被劝退、除名。“不是中文系研究生提前毕业，是西语系本科毕业生滞后两年分配。这就是燕大将周汝昌中文系研究生除名的内情。”（见梅节《顾随的赞词与周汝昌的功底》，香港《城市文艺》2009年9月号。)另一位研究生许政扬于1952年夏如期毕业，分配至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