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哲生|孤独成为流行病，或许是一场诡计( 二 ) 流行病|袁哲生|情感|现代性|情

这个故事后来被改编进电影《阳光普照》。在这本以“我”为第一人称的小说里，捉迷藏的意象反复出现，与其说是游戏，不如说是存在本身，讲述着人与他者、自我与内心之间的隔绝。孤独，在袁哲生这里，幻化成存在主义式的“他人即地狱” 。
【袁哲生|孤独成为流行病，或许是一场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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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阳光普照》剧照。
卡夫卡，或是袁哲生，他们所讲述的当然是现代意义的孤独。但事实上，与忧虑、自恋等情感一样，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孤独并非自古有之，而是在历史的行进中不断演化而来。
据多位研究孤独的学者考证， 19世纪以前，表达孤独的语言更多是孤身（oneliness）和独处（solitude），仅仅指离群索居或是孑然一身的状态。也就是说，彼时的孤独指涉的是身体性的体验，既无关情感，也不太负面。
到了19世纪，孤独的意涵悄然改变。一方面，伴随西方医学的发展，情绪与精神逐渐成为一门单独的专业学科。孤独本身的情感性成为医学研究的挖掘对象。另一方面，在“个体化”、“世俗化”以及“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下，个体的孤独不再是偶发性的，也不再仅仅意味着短暂的遁逃，而是一种心灵居无定所的漂泊感。
某种意义上，正是现代性的进程锻造并打磨了孤独一词的复杂意涵。自此，孤独既是碎片化的，瞬间性的，易生易逝；也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后笼罩于人们身心的永恒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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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城市：
迷失的，也是解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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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迷失东京》剧照。
城市所特有的孤独感，我们并不陌生。每一个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体验：傍晚时分，拖着疲累的身体走出写字楼，隐没在熙攘的人群中，身旁是喧嚣的车流，心头泛起孤独的况味。
在爱德华·霍珀的画中，孤独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是那些萧索的办公室、咖啡馆，也是浓黑夜晚中过于明亮冷冽的餐厅与房间。从早期的《星期天》《圆形剧场》到后来的《夜游者》《酒店高窗》，孤独是霍珀画作中永恒的基调，赋形了段义孚所说的“地方性”（placeness）感知。
美国诗人马克·斯特兰德在《寂静的深度：霍珀画谈》一书中总结了霍珀画作中的重要组成元素：

“街道和马路，上面空无一车。在这里，无人分享我们的所见，之前亦不曾有人来过。我们所体验的将完全只是我们自己的。旅行的放逐，相伴而来的失落，以及刹那的缺席感，在氤氲，暗涌。 ”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孤独城市的另一视角。在《美国》这本小书里，鲍德里亚从美国人总是挂在嘴边的微笑谈起，直指其背后的空虚和冷漠：“微笑只意味着有微笑的需要。任何时刻微笑都随传随到，但却小心翼翼避免存在，避免暴露自己。笑容背后没有隐藏的动机，却把你阻挡在距离之外。 ”
就此而言，城市的孤独正如这空无一物的微笑一般，是“情绪的全面低温化” ，是把“这空虚、这冷漠馈赠给他人，用零度的喜悦和愉快照亮你的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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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霍珀的油画作品《夜行者》。
霍珀与鲍曼共同构筑了一幅完整的城市孤独景观。人们迷失在空间与精神的双重冷漠中，化约成城市当中的最小原子。这也完美映照了齐美尔对现代城市生活的预言：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与迷失（参考汪民安在《现代性》中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