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哲生|孤独成为流行病，或许是一场诡计( 四 ) 流行病|袁哲生|情感|现代性|情

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在那本有名的《群体性孤独》中指出，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制造了这样一出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结果便是，我们因网络连接而同在，但是我们对彼此的期待却削弱了，这让我们感到彻底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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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剧《黑镜》（第二季）剧照。
不少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2017年，《福布斯》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为什么千禧一代是孤独一代》（Why Millennials Are Lonely）的文章。其中一项来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的研究数据告诉我们，自1985年以来，美国人中认为自己没有亲密朋友的人数翻了三番。这在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普遍。文章还指出，年轻人越来越孤独的感受与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有关。虽然社交媒体能缓解短期的孤独，过度依赖它，却加剧了现实中的社会隔离。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将年轻人的孤独症完全归咎于技术。对于有社交焦虑与社交障碍的年轻人来说，社交媒体的确缓解了他们的孤独感。正如艾伯蒂在《孤独传》中所言，更重要的问题或许在于我们如何结合正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与情感体验，打造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连的、具有全新意义的社区。
“渴望与人相系，却更恐惧被就此绑死。害怕孤单，所以找人同行，但新的不安却从别处涌现。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将这种关系称之为液态的亲密。或许这就是当代孤独经济的处境：它所制造的孤独与它所努力逃避的孤独根本就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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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孤独：
情绪的士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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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爱》剧照。
英国非虚构作家奥利维娅·莱恩在《孤独的城市》中，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情绪的士绅化。她认为，如同城市的士绅化，我们的情绪也正经历士绅化的过程，由此产生类似的同质化、中产化以及死气沉沉的后果。
这倒不难理解。身处现代社会，情绪与身体一样，都需要被统一管理。直接的后果，便是将负面的情绪与感受当做“不稳定的化学作用产物” 。在莱恩看来，将情绪病理化的做法，让情绪失去了本身的复杂性，也遮蔽了其作为对制度性不公的回应。
这不免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关于孤独的政治性思考。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的衰落是人类孤独境况的根源。原本公共领域连接着人们的公共生活，是使人相聚相连的意义场所。伴随公共领域的衰落，个体便陷入最为极端绝望的体验：对世界归属感的丧失。由此带来的个体原子化现象是现代社会最极端也是最反人性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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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境况》， [美]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4月。
去年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不少学者也曾重思孤独的政治性内涵。英国《卫报》一篇名为《孤独公民：孤独的政治》的文章指出，孤独是一种流行病的说法，加深了人们对孤独不必要的恐惧，目的是攻击公共性的“社会关怀” 。这正是英国政府的“伪善”所在：一方面过度报道孤独现象，一方面又结构性地摧毁社会联系的关键来源。
文章同时指出，孤独的流行话语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诡计。英国多年以来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真正的孤独铲平了道路。当集体性的孤独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只能互相取暖。这是因为福利国家早已成为过去，当下的国家健康服务体系根本无力满足人们（尤其是老年人）所需的照护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