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区分天下，隐藏在大禹治水传说里的地理发现( 四 ) |唐晓峰|九州

九十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弗兰茨·奥本海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名是《论国家》。这是本篇幅不长的讨论国家历史问题的书，一九九九年被译成中文出版。书中在讨论国家起源时，涉及一些地理性质的问题，很值得注意。
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揭示出许多历史发展的机缘，而从历史地理学的观察角度，我们强调历史发展还须有一个地理机会。所谓地理机会，意思是具体的历史发展从不是在空中抽象地完成，而必当在一处或几处关键的地理部位上首先获得条件，最早发生，然后还是在地理上，渐渐扩大，最后完成。历史发展的地理机会，就是那个（些）最早具备条件的地理部位。善于“脚踏实地”思考问题的人，都会明白，历史发展没有地理机会是不可能的。英文的“发生”一词写作take place ，直译是“得一个地方” ，很有地理意味。
【|唐晓峰｜区分天下，隐藏在大禹治水传说里的地理发现】
本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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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神人
石家河文化（新石器晚期），高10.3cm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国家的产生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来讨论（这样的讨论已经相当多了），但是讨论一个具体国家的产生时，却不能总是抽象，章学诚说过：以议论为春华，以事实为秋实，要华实并进。如今研究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问题，以文献、考古材料之丰富，应当开始考虑摘取秋实了。
中国最早的国家“秋实”集结在晋南豫西地区。虽然在国家诞生的前夜，也就是“龙山文化”后期，我国方域之内存在不少临近国家“门栏”的社会族群，苏秉琦先生曾将其归纳为六大区系，但无论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如何繁盛，辽河之畔的红山文化如何发达，它们都未能跨越门栏而形成真正意义的国家。中国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于晋南豫西，即夏朝。看来，只有晋南豫西地区存在着国家产生的“地理机会” 。
奥本海在《论国家》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纯粹农民居住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不易产生国家，甚至说“原始农民从未创立过国家” 。他援引地理学家拉策尔的观点，认为农人与牧人之间的矛盾，是早期文明发展的推动力， “国家首先在那些与遥远的草原接壤的富裕的农民地区产生” 。奥本海观点的普遍适用性，可能有问题，他所依据的主要是西亚的历史，对于埃及或南美可能不一定适用。但其强调农人与牧人的接壤处是早期文明激发地带的观点，也许确实代表了一类模式，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注意。
我国北方有一个绵长的农牧接触地带，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文地理结构为中国历史带来了一项恒久的历史主题。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对这个历史主题有丰富的反映。近世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曾详细考察过这个历史主题，写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今天的史学家、考古学家都承认，遗漏掉这个历史主题将不成其为中国历史。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很可能也是如此。
如果考虑国家起源之“地理机会”的人文边际特性，在夏文化（即中国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中，我们更关注晋南地区。晋南是中国古代北部“人文边际”地带的最南端。司马迁曾明确指出这里存在过的一条人文分界线，即“龙门—碣石”线（见《史记·货殖列传》，今习称“司马迁线”），上古晋南地区的这条人文界线，大体由今天的龙门山向东北延伸，经霍山再向东北，最后止于今河北昌黎一带。这条线是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的分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称“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 ，是一个狩猎畜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