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唐传奇《聂隐娘》考｜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三 ) |红绡妓|魏博|刺客聂隐娘|卞孝

《旧唐书·田承嗣等传》史臣曰:“诸田凶险，不近物情。而（田）弘正、（张）孝忠，颇达人臣之节。 ”《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传序》云:“魏博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 ”“今取擅兴若世嗣者，为《藩镇传》。若田弘正、张孝忠等，暴忠纳诚，以屏王室，自如别传云。 ”两《唐书》是将田季安置于“凶险”类，而不是置于“颇达人臣之节”“暴忠纳诚，以屏王室”类的。韩愈《刘公墓志铭》云:“元和七年，得疾，视政不时。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过其地，防穿不补，没邑屋，流杀居人，拜疏请去职即罪，诏还京师。即其日与使者俱西，大热，旦暮驰不息，疾大发，左右手辔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谢天子。 '上益遣使者劳问，敕无亟行，至则不得朝矣，天子以为恭。 ”从对朝廷的态度来看， “凶险”的田季安，与“天子以为恭”的刘昌裔，形成尖锐对比。《聂隐娘》“刘自许入觐”一句，不是闲笔，而有千钧之重。因为:方镇对朝廷，是服从还是割据，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四世、四十九年不入朝廷的魏博诸田，与带病入觐的刘昌裔，恰是反、正两种典型。弃田投刘，不是背叛，而是觉醒。《红线》作者正是按照这样的立场观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弃暗投明的女侠形象。
唐代小说多有描述剑侠弃暗投明者，如:
《太平广记》卷一九五《豪侠三·义侠》云:“（仕人）至一县，忽闻县令与所放囚姓名同，往谒之。 ……乃言此贼负心之状。言讫吁嗟，奴仆悉涕泣之次，忽床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惧，乃曰:‘我义士也。宰使我来取君头。适闻说，方知此宰负心。不然，枉杀贤士。吾义不舍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顷，与君取此宰头，以雪公冤。 '”（出《原化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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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卷一九六《豪侠四·李龟寿》云:“唐晋公白敏中， ……既入阁，花鹊仰视，吠转急， ……欻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 ……顿首再拜，唯曰‘死罪' 。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 '”（出《三水小牍》）
以上两篇小说的情节简单，文字粗糙，不能与《聂隐娘》相提并论。
4.《聂隐娘》叙事至“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而止。这一情节，在小说中可有可无，是否浪费了笔墨呢?否。
据韩愈《刘公墓志铭》“子四人” ，三文一武。 “嗣子光禄主簿纵，学于樊宗师，士大夫多称之。 ”“次子景阳、景长，皆举进士。 ”刘纵、刘景阳、刘景长兄弟的成就，是刘昌裔区别于田季安的又一例证。因为，如刘昌裔是跋扈的武夫，就不会让三个儿子弃武习文;如昌裔家教不严，三个儿子不可能取得成就。《聂隐娘》作者特意于小说末尾叙及刘纵，表明他对刘家事情很了解。
对照一下田季安。据《旧唐书·田承嗣传》:“田氏自承嗣据魏州至怀谏，四世相传袭四十九年，而田兴代焉。 ”《田弘正传》:“本名兴。 ”“少习儒书， ……勇而有礼。 ”田季安“屡行杀罚，弘正每从容规讽，军中甚赖之。季安以人情归附， ……欲捃摭其过害之” 。刘昌裔让三个儿子弃武习文，而田季安连一个“少习儒书”的田弘正都不能容忍，这是多么鲜明的不同。（田弘正《谢授节钺表》略云:“空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惟忠与孝，天与臣心。常思奋不顾生，以身殉国。无由上达，私自感伤。 ”即是对田氏“四世”割据的公开批判。）当时文士对刘昌裔、田季安二方镇，赞成谁?反对谁?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