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百年经典儿童文学对我们的情感养成究竟做了什么？( 三 ) |彼得·潘

而在另一方面，童书中儿童的同伴关系越来越发挥中心作用。同样是暴力行为，在同侪之间，打架往往被解释为释出情绪、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同侪暴力总是发生在没有父母干预的空间内，教育手段不是父母而是儿童自己的暴力或阻止暴力（见凡尔纳的《十五少年漂流记》）。
我们也不难发现，早期的儿童文学中， “成长所需的道德”是与性别话语紧密关联的。 19世纪中叶，以《汤姆求学记》为代表的英国公学小说常常写到男孩团体中的学长霸凌现象，男孩们如果要拒绝战斗必须提供“高尚”的动机（往往是符合基督教要求的），男孩间的暴力被视为男子气概的证明和男性团体“入会仪式”；而到了20世纪中叶时，儿童文学同侪暴力不但更少被鼓励发生，其间的性别差异也相对减少了，《红发卓拉》《曾曾曾祖父的荒岛藏宝图》中的团体均有女性成员——不过，总体看来女孩们还是较少出现在肢体冲突情节里；而到了更晚一些时候，在《小淘气尼古拉》这样的作品里，打架更被强调其游戏性，孩子们直接从永无止境的打架和制造痛苦中获得乐趣。可见，越是到了晚近的作品里，儿童的“痛苦”就越呈现出差异化和个体化的趋势，这其实意味着儿童的感情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更深层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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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 [法]勒内·戈西尼著， [法]让-雅克·桑贝绘，戴捷译，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7月版
民主化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同情殖民地土著”相关议题的脚本中。在该书考察的一百多年内，欧美儿童文学对殖民地土著的感情经历了鼓励儿童同情并将此种同情心视为“文明”标志，到怀疑前述“文明性”、鼓励儿童学习土著的“原始性”以保留自然狂野气质（本质上仍是对殖民地的“他者化”），再到二战后真正质疑欧洲优越的观念，可以看到第一世界的儿童文学写作者总的来说还是走在自我反思和纠正的“人本主义”的路径上。
自此我们再度返还佩里·诺德曼和彼得·亨特等人对儿童文学的“定义” ，将更深层地理解“儿童文学不是凭空出现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为特定类型的读者书写、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样的说法——“儿童文学”是诞生于现代社会、承载现代价值观的文学。从对童书的情感研究来看，儿童文学致力于建构儿童的主体性，在漫长的探索和发展历程中，它尝试着逐步丢掉神权、父权、宗主国特权等等级秩序的绞缠，从长幼、性别、国族和下文要提到的阶级等各个维度出发，向着“平等、多元、博爱”这些动人的信念百折不挠地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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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扮演的特殊角色
和国内作品中少见的“无聊”议题
新左派思想对儿童文学“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在对儿童“离家远行”后的思乡情结的考察中，《情感学习》发现东德社会曾将“思乡病”当作一种现代性批判。
20世纪70年代时，都市环境被人们视为冷漠疏离的，儿童则被认为会因此失去确定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一些东德作家的童书里，主人公全家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搬到了城市公寓。此时的“思乡病”不再是早期儿童文学作品里儿童人格健全发育的“过渡期情绪” ，不再是不成熟、需要克服的表现，而是“孩子被硬拉进去的新环境对让他们感到孤立的父母所表达的合理批评” ，是对父母权力和现代化要求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