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女性主义思潮涌动，她们选择回归家庭妇女|媒体|妈妈|家庭|思潮|沙尼

20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一书，讲述了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所经历的内心冲突，即一种自我未被命名的痛苦。弗里丹在书中指出，这种无名的痛苦根植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对家庭主妇的赞颂与“快乐主妇”的迷思之中。
“自1949年以后，对美国妇女来说，女性的完美，就存在唯一的一种定义，那就是主妇加母亲。在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上，作为一个正在变化、正在成长的个体，美国妇女的形象梦幻般地被粉碎了。她那为寻求自我的梦想在匆忙探求跟别人共同生活的安全感时，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她那无限广阔的天地收缩成了舒适家庭的几面墙壁。 ”她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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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致命女人》（第一季）剧照。
半个多世纪过去，女性主义热潮在全球范围内几番涌动，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庭，走进职场，女性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相比过去也有了提升。当“快乐的家庭主妇”成为过去的同时，我们不免追问，女性的处境、尤其是全职妈妈的处境变好了吗？
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一书的作者沙尼·奥加德看来，今天女性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奥秘，即关于“拥有一切”的迷思。从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 ，到流行文化中的“辣妈”形象（yummy mummy），全职妈妈的形象有时代表着一种家庭CEO式的乐观主义想象，一边带娃，一边自主创业；有时又因其无事生产而被抨击为脱节于时代的倒退选择。
奥加德以高学历全职妈妈的亲身经历为第一手研究资料，结合分析了当下英美媒体和政策中关于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描述指出，在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代表的流行叙事里，妇女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被私人化了。对于这些回归家庭的全职妈妈而言，哪怕她们明确指出了影响自己辞职决定的结构性因素，却依然将自己回归家庭的选择归咎于个人的失败。与此同时，家庭、职场中更为根本与结构性的制度性不平等却披上了隐身衣。
【媒体|女性主义思潮涌动，她们选择回归家庭】下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探讨了当代女性主义的转向对性别平等议程的影响。摘编较原文有大幅度删减。标题由摘编者所起。
原文作者 | [英]沙尼·奥加德
摘编｜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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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英] 沙尼·奥加德著，刘昱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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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宠”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媒介学者萨拉·巴尼特—韦泽（Sarah Banet-Weiser）认为，她称作“大众女性主义”（popular feminism）的内容近年来在媒体上的传播热度明显增高。她解释说，女性主义的大众化有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它在各种媒体渠道和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因而具有极高曝光度且可被大量访问。在这一背景下，随着“每日性别歧视项目”（Everyday Sexism Project）、反街头骚扰组织Hollaback、“我也是”（#MeToo）和“是时候停止了”（#TimesUp）等运动的盛行，以及大众传媒领域对性别不平等的广泛讨论，性别歧视显然再度成为公共话语的热点。女性主义批评家罗莎琳德·吉尔指出：“至少在英国，每天都会有新闻报道关于性骚扰、薪酬不平等、企业董事会或政党内部性别结构失调、妇女名人遭受性别歧视，以及女孩和男孩之间有着‘自信差距’的案例。 ”其次，巴尼特—韦泽写道，女性主义大众化也指它广受青睐和尊崇：“这种女性主义的主体性不再受困于后女性主义时代对女性政治的缄默和排拒，而成为常态甚至趋势” ，在当代公共话语中“占据热点地位” 。这种“受宠”的女性主义，是由赋权理念，以及自信、自主、自尊和权利等主要文化概念主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