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许志强评《名门》︱与丹尼尔·门德尔松商榷( 三 ) 许志强|科尔姆·托宾|文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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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英文版
三
门德尔松的口吻有时带点波俏，他的批评是严肃的。寓言和写实之间的关系平衡与否反映了创作逻辑的内在统一性问题，处理不当就会使改写失去可信度和力量。门德尔松告诫道，你不能在开篇写一场活人祭，接下来又赋予故事以“合理”的心理解释。如果剔除命运、神明、神的正义等超自然的、宗教的因素，那古希腊悲剧还剩下什么呢？恐怕就剩下一些“机能失调的家庭剧”了。
类似的告诫和批评都是很有道理的。古希腊悲剧（或曰肃剧）的体裁属性有其自身的规定，与无神论的当代小说实难兼容；按照古典学学者弗洛玛·赛特林（Froma I. Zeitlin）的看法，到欧里庇得斯写作《俄瑞斯忒斯》时，悲剧这个体裁已经耗尽了潜力；欧里庇得斯大大偏离了神话形式，向属于现代小说的特性——“实验和变化”开放。门德尔松为托宾的创作寻宗认祖，指出托宾小说的欧里庇得斯性质，总之是想指出， “当代主流小说，技巧上是写实的，关注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似乎并不是悲剧理想的载体” ，而《名门》的创作就证明了这一点。
说到这里，门德尔松的观点已经介绍得比较多了；从体裁属性的本质看问题，他的看法是深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不妨谈一点不同的意见。
无神论倾向的小说与古希腊悲剧难以兼容，应该说这是一个常识，理由无须赘言。《名门》的创作是否要让小说成为“悲剧理想的载体” ，答案想必应该是否定的。托宾恐怕是难有这样一份雄心或痴心。取材于俄瑞斯忒斯故事的当代戏剧创作，尤金·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萨特的《苍蝇》等，均非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之复归。兰道尔·贾瑞尔的长诗《俄瑞斯忒斯在陶里斯》，谢默斯·希尼的组诗《迈锡尼守望者》，等等，以诗歌的体裁介入，只是一种再创作。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原典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有助于聚焦问题的某个方面，而且不乏启迪，但是过于刚性的强调则会弱化——甚至扭曲——再创作的性质。
就说“头发”这个细节。考察小说的上下文，这只是一个寻常的挪用，并不包含欧里庇得斯那种戏仿的意义。《名门》设计了一个新的人物，名叫利安德，让他而不是让俄瑞斯忒斯来宣布流亡者回归，此种安排自然是与神话不符，但也谈不上是一种“拿文学模式打趣”的“后现代意愿” ，而是基于新编故事的逻辑做出的安排。在托宾笔下，利安德是年轻一代的领袖，在流亡者归来、歼灭埃癸斯托斯势力的斗争中扮演主导角色。以此断定小说是在“玩弄”神话传统，恐怕是有些断章取义了。
从“头发”的插曲看，托宾的改写有挪用有杜撰，其实并不显示后现代式的反讽和取乐。批评家对后现代似乎有一种嫌恶心理，只要看到原典的意义失格，就判定新的创作纯粹是在玩闹，只要看到重述或改编偏离神话模式，就认为创作者是在给自己挖坑，因此其失败也是注定的了。此种立场的预设，加固一种厚古薄今的傲慢，却无助于认识再创作的逻辑。刘小枫对翁贝托·埃科（《玫瑰的名字》）的评论，大体也是传达这样一个理路，将后现代视为浅薄的文化表征。
后现代的一大罪孽就是不作任何抗拒地承认诸神死了（或上帝死了），非但不作抗拒，甚至还乐陶陶地兜售无神论的文字游戏，由此可见其格调之卑弱。此种声讨，非只见诸于反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阵营，有时也出现在詹姆斯·伍德这样颇具包容性的批评家的文章中。后者对翁贝托·埃科的解构主义也感到不甚佩服，觉得那种世俗性的绝望感未免有些轻易。门德尔松谈及悲剧的体裁属性，觉得《名门》最难让人接受的一点就是太世俗化了，安于诸神的缺失。他抱怨说， “即便在欧里庇得斯那种格调俗丽的修正主义的改编中，诸神及诸神的谋划安排也是显得很突出的” 。因此，门德尔松说托宾“比欧里庇得斯还要欧里庇得斯” ，意思是说，令人遗憾的是托宾还不如欧里庇得斯来得保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