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元代山水画“逸格”的形成原因( 四 )

文人画家自魏晋以来就不乏归隐山林之士，众多的文人隐士选择“畅神”于山水之间。在元代的山水画中常常流露出画家对自然的向往，画家通过笔墨阐释人存在于自然中的主观情感，他们将唐宋山水中的浓丽画风转变为简逸，并在作品中平添了更多人格化的精神元素。元代文人画家对于绘画气韵的重视程度是历代最高的，他们通过绘画来表达对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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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精神追求的超越，将山水画作为寄情的精神载体，将追求意境发展为绘画的最高境界，逐渐形成了元代山水画独特的艺术风格。
南宋画院的部分遗民画家在进入元代之后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这些人中有些被官府远离北迀，也有一些继续在江南靠技艺为生者。还有一些被召入仕者，如赵孟就作为南宋王室的后裔，在元世祖忽必烈时被礼聘入朝，因此他也成为元代最受争议的文人，身为南宋王室遗民，出仕元室为官，这在民族气节上是难以让人接受的。黄泽对其评价说“黑发王孙旧宋人，汴京回首已成尘。
伤心耐见胡儿马，何事临池又写真？”可见后人对他的评价不仅仅在艺术风格上，而是在做人的道德标准上的訾议。对于赵孟众人也有不同的观点，王宾跋写道：“不作腾骧之状，乃散行于萧疏古木之下，以平原而息力，就野草以自秣，鞭策之弗加，控勒之无施，士大夫鞅掌之余，宁无休逸之思耶？物各有时，又奚可齐矣？”②但对于赵孟本人来说，身为亡国遗民，人心的感伤便是不为人了。
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赵孟在元代这种特殊的文化冲突中是最具典型性的文人。而元代文人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失去了弘道明志的使命凭藉，面对蒙族的统治，表现出的态度更多是消极的，他们有的选则避隐山林，有的则是伺机入仕，但此时无论怎样选择，更多的都是抱有在乱世中求安的心态，是在得以生存之际，求得内心与精神上的平衡。然而元代的文人并不能真正似桃花源中那样的隐居，他们还要在世俗中生活，实现修齐治平的文人理想，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在追求精神上的归隐，而隐逸则成为文人避世的无耐之举。
在元代画家中，隐逸心态形成的原因并不都是相同的，由于时代的特殊性，以及个人所处的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的不同，使得隐逸心态的形成背景也有所不同。在元代仕人的隐逸心态形成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坚持一生不仕，笑傲林泉的真正隐士，他们大多是对蒙元政权有着深刻的仇视心理，知道复宋无望后从而独善其身，他们坚持汉民族气节誓不为元朝效力，一生隐居山林之间，这一类文人中典型的代表为元代中晚期的倪瓒、吴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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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与等级制度，摒弃画院以及对科举考试的忽视，使文人失去了在社会中平等的地位，处于独善其身而隐忍的状态，而这与中原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思想传统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文人只能以绘画作为抑郁情绪的渲泄。
作为元代画家中真正的隐士倪瓒在其《渔庄秋霁图》中悲愤写到“江城风雨歇，笔砚晚生凉；囊褚未埋没，悲歌何慷慨。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珍重张高士，闲披对石床。”倪瓒通过题词来诉说着文人悲凉的心境，他也将这种心境体现在其绘画之中。
而另一种隐逸心态形成的原因则是文人画家们在仕途中频繁受挫，认清事实后而归隐山林的，如元代中晚期先吏后隐，最终入“全真教”浪迹江湖的黄公望，以及且仕且隐最终因仕而丧命的王蒙，他们同样都是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文人，虽然南宋已亡，但依然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