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日记探微︱一位晚清知县的“文字世界”( 八 )


在成功处理地方事务之余 , 联语还成为周长森记载这些事务的重要标记 。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 , 周长森处理了崇义秀罗村的一桩同族恶性讼案 。 事情的起因是秀罗村王氏为村中巨族 , 后代分为三支 。 其中上村一支有南宋时期的古坟 , 坟旁有大树被风吹折 , 于是砍伐树木 。 下村的王氏则认为树旁的地方是他们的“社”基 , 坚决不肯让步 。 下村村民还在王槐珠带领下 , 携带军械威胁上村 。 于是上村人前来县衙控诉 , 周长森原拟调解 , 不料下村也来控诉 。 于是 , 周长森奔赴两村 , 对着数百人当堂断案 。 最终通过谱牒文献查明“坟无碑 , 社无界” , 于是断令上村占有地基 , 但不存在“社”;上村可以祭拜古坟 , 但不可再葬 , 树木砍伐后不能再种 。 两村百姓对此心悦诚服 。 这场持续数十年的争斗也就此画上句号 。 定案以后 , 周长森“命两造各立一旁 , 族证举觞为礼 。 饮毕 , 赠以联句 , 云‘木本水源 , 三族联为一气;上和下睦 , 片言永定千秋 。 ’跋云:‘同治十年三月下浣 , 余以公事抵秀罗 。 适王氏族众以小嫌涉讼 , 为之冰释 。 爰举俚语 , 成二十字赠之 。 俾三族各制一联 , 悬诸祠宇 , 庶几世世子孙 , 毋负长官之厚望也 。 ’”此时周长森制定的对联 , 无意中承担了三项功能 , 第一 , 承担了官方案件调解书的作用;第二 , 在王姓三族内起到契约文书的作用;第三 , 成为秀罗村王氏三族集体记忆的元素 。
与诗文所呈现的周长森的孤独的文学世界相比 , 对联在周长森执政崇义县的过程中 , 显然扮演了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角色 。 对联不仅帮助周长森经营与地方绅士的关系 , 也深度参与他在崇义的各项行政工作 。 这些对联显著地展示在地方重要的遗迹和其他景观中 , 成为周长森宣示权威 , 推行教化的手段 。 而民众从简明扼要的对联阅读中 , 也能部分感知行政的趋向 。 即便他们仅仅只能“观看”对联 , 也将从对联在场所中的重要位置生发尊敬之情 。 对联由此成为基层官员与民众为数不多的文字沟通管道 , 也因而镶嵌在基层日常行政运作中 , 参与了政教的宣传教化活动 。
四、处于文学边缘的知县阅读的意义
同治年间 , 就文学世界而言 , 周长森无疑是一位边缘人物;就政治世界而言 , 周长森在崇义县却是当仁不让的中心 。 政治领域内的中心与边缘视角 , 用于研究周长森的日记 , 很有可能走向一个历史学的问题 。 若从文学角度考察周长森的日记 , 则这位文学边缘的知县的文学活动却又乏善可陈 。 然而 , 如果将这位文学边缘的知县的文学活动置于他整个的“文字世界”之中 , 则可能见出对历史和文学研究均有启发的题目 。
首先 , 周长森的文字世界既能反映主流文学世界与“杂字世界”的交流状况 , 也有助于看清它们之间的隔阂 。 这就为重新思考明清识字率问题 , 提供了一条新的可能出路 。
一般民众的识字率问题是明清研究长久不衰的话题 。 研究者可能普遍预计这样一种立场 , 文字不仅是庙堂的 , 也是属于民间的 。 于是 , 一道鲜明的阶层分界线就轻而易举地划分而出 , 那些参与科举考试的人 , 显而易见地被划入识字的群体 , 被列入识字群体的统计数字之中 。 这种划分简明扼要 , 却也让科考路上的读书人被之后的研究搁置一边 。 人们转而关注“不识字”的民众 , 从杂字、日用书等角度 , 考察科考以外百姓的文字世界 , 即人们更愿意关注费孝通所言的“文字下乡”问题 。 如果以传统的庙堂和江湖来划分这种研究的分界 , 似乎科考路上的群体属于文字世界的庙堂阶层 , 而科考以外的一般民众是文字世界的江湖人士 。 在一种研究眼光普遍“向下”的时代 , 此类倾向无可非议 。 可惜 , 在识字率问题上被边缘化的读书人群体 , 同样有他们的关于文字的问题 。 这些读书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 , 而更为广大的读书人群体 , 同样从事许多文字工作 。 他们也写诗 , 也作文 , 然而所作诗文看起来是在文学世界的边缘 , 而最终的输出对象又恰恰是一般所谓不识字的民众 。 这就赋予这部分人的文字以独特的价值 。 这部分人可能是知县、衙役等等 , 他们的文字贡献 , 既不属于主流的文学世界 , 也不属于民众的杂字世界 , 却又游走二者之间 。 这种边缘属性 , 令知县等人(如周长森)的文字世界别有魅力 。 就主流文学世界而言 , 这些文字是可以视作“文学下乡”活动的产物 , 是主流文学世界在基层的展演;就民众的杂字世界而言 , 这些文字又是“文字出乡”的反映 , 即这些文字能够部分折射民众的基本生活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