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日记探微︱一位晚清知县的“文字世界”( 七 ) |北上日记|同治|粉妆楼|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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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年间崇义县署的基本格局
比对联和诗句更为轻松的创作，是题写横额，或一字，或俩字，或三四字不等。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金粟堂’额成，长联亦至，空斋默坐，觉‘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二语，确切此境”则表明，联匾的经营是物质建设，所带来的成效却是一种精神享受。以联匾等命名之后，这方空间就属于作者。无论记事或是作文，这一方天地从此都有了明确的标记。周长森命名心范斋、金粟堂等之后，日记中即有“静坐心范斋”（八月十四日）、“金粟堂桂花盛开，香气喷射”（八月十七日）等记载。通过联匾命名，这些景观也因名而生意，最终成为吟咏的对象和媒介。如九月二十四日日记，周长森即作诗《夜坐心范斋书怀》。
《莅官日记》中之所以记载大量的联语，除去上述所载周长森个人喜欢作联，联语具有丰富的意涵之外，还与联语在清代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际往来和社会关系中占据不可或缺的位置有关。
和诗歌一样，对联也是相当重要的社交媒介，清人日记中关于往来赠送对联的记载极为频繁。在周长森《莅官日记》中，如同治九年九月十一日， “午后，宴幕客于心范斋。作各处楹联” 。对联在此是作为一种礼物，在社交圈内传播。对联的赠送，因而也成为周长森有意识地经营地方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周长森连写四副楹联，其中两副赠送给书院刘山长，一则祝刘山长八十诞辰，另一联则在赞扬刘山长之余论及二人关系为“蓉江诗为旧交吟” 。此外两联，一是赠送给桶冈监生朱涌泉，另一副对联则赠送铅厂处士罗二桐。其中有的是祝寿，有的则纯是勖勉。这表明，对更为基层的读书人而言，对联是维持关系的有效媒介。
对周长森而言，许多对联是被动的产物，另外一些对联却是有意为之的结果。以过年时所需的对联为例，一方面这是传统年俗的规定性内容，另一方面，周长森也借此推广春联。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记云， “课家僮书春联，各拟新语” 。十二月二十七日， “制春联，命家僮书之，粘于内外楹。命各庙及科房皆张灯庆贺，以地方僻陋，稍化以文明，为升平景象也” 。周长森日记提及“化以文明” ，未知具体所指，可能隐含的意思是，崇义县城偏僻，一些地方甚至没有贴春联的习惯；另一层意思则是他意在通过春联内容宣示教化。当然，与春联配合发挥文明教化作用的，还有衙署各房张灯庆祝，共同营造出的其乐融融的升平气象。
周长森所作大多数联语的教化功能都是较为隐晦的，希望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不过，另有一些联语则与地方事务密切相关。
对周长森这样的地方官员来说，创作对联不仅是为了制造礼物，而且也是一种行政事务。有相当多的对联即来自崇义县民众的请托，民众在完成地方建设工程（修庙立学、修桥铺路等等）之后，为了给这些工程寻求官方庇佑，往往请其办理。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八日，周长森住在万寿宫， “寺下又真君庙，土人醵钱修辑，廓而大之，以匾联为请；余诺之，且允作记刊碑” 。一个多月以后，周长森果然遵守诺言，为许真君庙题写联匾。同治九年五月初六日，周长森接连作了五副联语，包括绅士杨仁琛修路建“镇崱楼” ，地方人士修建许真君庙，地方名胜通安阁、青莲庵等。联语由此成为表彰地方绅士参与地方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成为地方建设工程所不可获取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