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金斯伯格|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思想史中……被压抑的视觉性( 二 ) 周书记|艾伦·金斯伯格|马丁·

【艾伦·金斯伯格|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思想史中……被压抑的视觉性】杰伊在这篇中译本序言中当然提到了读者在中国语境中对本书的接受问题。在阐释了翻译的“折射”性质和“聚焦”的危险之后，他先是以日本为例谈到了诸如“视觉制度”、视觉隐喻、亚洲的视觉性等问题，然后对中国读者说：“更有价值的是试图将这些思想应用于当前的状况。 ……更准确地说，这将需要对从这种应用中获得的洞见以及材料在抵抗中暴露出的理论盲点进行批判性研究。也许，就这样的操练而言，有成效的领域会是视觉性和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涉及‘男性凝视’统治所塑造的不平等性别关系、地图测绘带来的空间统治，以及拉康镜像阶段的意识形态内涵等内容。 ” （《低垂之眼》中译本序言）
视觉性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确是在汉语文献中亟需研究的议题，同时也是在当下生活语境中遇到的越来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 “技术增强的视觉监控模式，例如人脸识别和闭路电视，是否会培养出遵守纪律和接受国家权威的人口？是否会带来减少犯罪和监测传染性疾病所需的安全性？” （同上）他似乎是更为乐观地设想“这里是否存在一种‘监视’的可能性，使普通人有机会观看、记录和传播那些可能去抵制来自上方控制的行为？智能手机上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图像在网络疯狂传播的可能性，是否可以为主导性叙事提供证据性替代方案，从而强化对权力运作的制约和监督？” （同上）
这真是太有喜感了。当人们越来越担心窥视、监控、透明化的时候，杰伊反驳说还存在另一方向的可能性：“当针对（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行使权力的主体时，透明性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就像‘监视’一样，这取决于谁有权看，谁是凝视的对象。民主问责制始终取决于公民对以其名义进行统治的主体的行为进行评估的权力，这些行为必须是可见的，才能得到判断。尤其是当隐性腐败构成威胁的时候，老生常谈的‘阳光是好的消毒剂’便抓住了透明行使权力的必要性。 ” （同上）这当然是对的，正如杰伊所讲的，关于视觉化在政治、经济和人类互动的其他维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着竞争性结论，在回答与选择时必然存在利害关系。最后他说相信“读者将找到其他方式来阐释和应用他们在书中遇到的观点” 。（同上）应该注意到这篇中译本序写于2020年，思想史和政治学中的视觉性问题显示出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人类经验中的视觉性经验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在各种语言中的视觉隐喻无处不在，杰伊似乎是有意无意地在本书“引言”第一段落的文字中镶嵌了二十一个视觉隐喻，然后指出如果无视这些隐喻的重要性，我们将会破坏自己观察外在世界和省察内在世界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中更是充斥着大量的视觉性，从而导致关于“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c）的表述和观点。但是，在“视觉”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并不存在清晰、固定的界线，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以“视觉世界”（visual world）和“视觉场域”（visual field）来区分两种视觉性，说明“文化能够根据自身在视觉场域和视觉世界中的巨大差别而得到分化” 。（“引言” ， xxi）另外，在视觉与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但复杂的关系，把某些东西在内心视觉化与运用语言描述这些东西的能力密切相关，视觉、视觉记忆和语言表达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惊人的。也正是在这里，杰伊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何谓图像？他说围绕着“图像”（image）一词的含混性说明这个词语能够指图形的、视觉的、知觉的、精神的或者语言的现象。从这里再回到视觉性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的问题，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 “如果视觉经验部分地被语言调节的话，找们不能自动地假设一种视觉经验的普遍性。自然科学自身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可能性，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换言之，它意味着视觉（vision）与所谓的‘视觉性’（visuality）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纠缠，后者是视觉经验在所有自身可能模式中的不同历史呈现。换言之，观察行为意味着观察不同视觉制度（scopic regime）默许的文化规则。 ” （引言， xxv）这说明自然属性中的视觉经验绝不可能是普遍性的，眼睛被遮蔽的首要原因就埋藏在它自身之中。进而可以说明，在所谓的视觉观察背后有一套视觉制度与文化规则， “如果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视觉经验自身的文化多样性会更加明显” 。（同上）这里所讲的视觉观察、视觉制度和文化规则，也正是历史图像学研究中关于图像生产与传播的研究议题，视觉性则是重要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