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金斯伯格|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思想史中……被压抑的视觉性( 三 ) 周书记|艾伦·金斯伯格|马丁·

在视觉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相纠缠、相竞争和相融合的进化过程中，视觉性的经验维度和文化意义不断扩充，成为人类文化核心经验中的组成部分之一。眼睛不仅作为视觉器官，而且作为感情的表达器官在人类的情感和思想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视觉不仅在接收信息，同时也在制造信息。所有这些多样性的维度、文化意义共同铸造了人类文化中的视觉认知的重要性和视觉力量的重要性，后者最鲜明的体现就是在宗教中的视觉性力量以及对这种力量的挑战与反击。杰伊指出， “在宗教关于视觉能力的理解中，最具象征性的是异象／远视传统（visionary tradition），其赋予了先知更高的视力：先知能够看到普通视觉所不能看到的真理。在这里，所谓的灵魂第三只眼睛被唤醒了，以弥补一双肉眼的不足。 ” （引言， xxvii）我们可以由此想到，在汉语中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等就是对世俗化的先知（“伟人”）之眼的视觉政治赞颂。
杰伊在回顾了历史上宗教思想的反视觉性之后，指出这种倾向在当代神学家中仍旧存在，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写于1981 年的《圣言的羞辱》（Humiliation of the Word）对视觉的敌意不仅仅来自宗教图像恐惧症的悠久历史传统，而且它同时吸收了一种更广泛的、超越了宗教思想界线的反视觉话语， “该话语是一种普遍却通常被忽略了的20世纪西方思想的现象” 。于是就引出了本书的主要研究命题：“在广泛的领域中，大多数当下的法国思想某种程度上都充斥着对视觉及其在现代的支配地位的深刻疑虑。 ” （引言， xxix）很明显，他的问题意识和选题来源于与视觉性相关的思想史，是从视觉性思想史的前史进入到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史的视觉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杰伊强调“这个研究的重点是一种话语，而不是整体的视觉文化。事实上，认为整个法国文化的特征就是对视觉性怀有敌意，这么做是危险的。巴黎，作为‘光之城’ ，对于许多人仍旧是人类所设计的最为炫目和耀眼的城市。法国人对时尚、电影或公共庆典等这些被视觉统治的现象的迷恋仍旧丝毫没有退减……”因此，所谓“20世纪法国思想对视觉的贬损”其实就是法国知识精英中的一种话语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与本质都只能由“话语”来确定和表述。所谓的反视觉中心主义（antiocularcentric）话语并不是完全严密的观点、文本，而通常是不系统的、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的，没人能表达其所有方面或能接受它的所有观点。由于“话语”的这些特性，杰伊需要设想自己作为一个外来者，能够让那些思想完整地浮出水面——它不仅要解释这个隐藏的话语大陆的范围，而且要批判性地探究它的内涵和影响。他认为这是将该研究正当化的假设。他既意识到话语研究的局限和危险性，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看到这些反视觉中心话语的复杂性与自相矛盾，因此他并不讳言对反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性，也就是对它们的批判对象的同情与坚持。其中包括了坚持对光照的理念负有义务，即坚持启蒙（Enlightenment）信念、澄清含糊的概念；还有就是坚定支持反视觉中心主义话语的一个主要攻击目标——对知识领域远距离的概观性俯瞰／考察（synoptic survey）的方法。在谈到概观性（synoptic）、视界（horizon）、总览（synopsis）这些与历史学相关的研究方法的时候，他在注释中提到了18世纪J.C.克拉顿尼乌斯（J.C.Chladenius）使用的历史“视觉”概念及其相关讨论，这是历史图像学方法论的来源研究中很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引言， xxxiii ，注释2）另外，杰伊坚持历史研究的概观方法（synoptic approach）的另一个根据来源于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在其文集《活的眼睛》（L'oeil vivant）中阐释的“居高临下的观看”（le regard surplombant）方式，其价值在于从一个全景视觉（panoramic perspective) 中研究一部作品与其环境的有机联系，试图发现作者还没有觉察到的某些重要关系，阐释他在运动中的无意识，阅读一种命运、一个作品与它们的历史和社会场所的复杂关系。尽管这种方法不无危险性，但是杰伊赞同这种方法，并且强调“恰恰是这样一种冒着丧失一切能力的风险的意愿，最后让思想史学者有能力以一种批判性方式进入话语场域本身” 。（引言， xx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