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我在中国访古迹，跨山越海只为看到你最古老的样子( 三 )

传说与遗迹构成的历史记录，与亲身体验所描摹的文学叙述，两者同时存在于马第伯的这篇旅行记录中。尽管它纯属公务出差的记录，但作为游记，它同时兼具文学与历史两个面向。而这两个面向，也成为了后世中国旅行文学的两条道路。文学用以状写景物，抒发心情，驰骋想象，展现的是遣词用句的才华；历史则着眼于精准地记录，以及对蕴藏在路途与景观之中的幽微史事的钩沉汲隐，它所彰显的是博览群书的学识。
公元四世纪东晋高僧慧远的名作《庐山记》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开篇一节：“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余。左挟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彭泽也，山在其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有匡续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续受道於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描述地理形势以定位其所在，引经据典考证其来由，记述传说以论证庐山得名之来源。精准、明晰，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史家笔法，足显慧远的采摭书传，博闻广识。
接下来，慧远却笔锋一转：“风雨之所摅，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者矣”——庐山气势撼人的雄浑气象，跃然笔端，精心构筑的辞章，如泄水排云般连贯而出，即使是听到文言文就昏昏欲睡的今天读者，如果能够舌头不打结地通读一遍，也能感受到那种一吐胸襟的勃勃气势。这也是慧远的《庐山记》千载之下，得以列名经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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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丹池：中国传统游记文学》，作者：（美) 何瞻，译者：冯乃希，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
史与文的交汇，让旅行文学兼具博学与辞章两者之长。慧远的《庐山记》还在不经意间点出了游记与历史之间的亲缘关系。在讲到庐山第三岭时，他写道：
“昔太史公东游，登其峰而遐观，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登天庭焉。”
被奉为中国史学鼻祖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曾是一位旅行爱好者。一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坦陈的那样：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尽管没有证据显示司马迁曾以史家笔法写过游记，但他本身足迹踏遍天下，旅行中自然也会访求故老，探听传说，记录下来，成为撰写史书的材料。就像他在《孟尝君传》的最末所写的那样：“吾尝过薛，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司马迁笔下的孟尝君事迹，自然也有不少是他游历当年孟尝君封国薛地时探访所得——他的目的明确，是为搜集史料，他访问当地故老土人的方法，几乎相当于今天口述史的方法。司马迁虽然没有写下一篇历史旅行的游记，但他本身已经为未来的历史旅行写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是需要像马第伯这样的人，以他采择史料，探访故实的方法，完成这样一篇游记，作为开山之作，历史旅行书写，就以这种方式，在烘焙许久之后，新鲜出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