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我在中国访古迹，跨山越海只为看到你最古老的样子(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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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王晓：《读碑窠石图》，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读碑窠石图》个中寓意众说纷纭，或以为讲述的是汉末名士蔡邕观赏曹娥碑的故事，或以为是描绘唐代诗人贾岛“古寺读碑不下驴”的典故。但画的作者李成与王晓，都曾经历过残唐五代的离乱岁月。生活在那个时代，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不亚于法显与玄奘西行的历险。半个世纪刀兵战火的反复洗劫，让现实与历史都变得伤痕累累。而李唐本是李唐宗室之后，遭逢亡国之痛，回首大唐盛世，一如画中古木下的古碑一样，孤独地矗立在那里，被岁月剥蚀，无言地诉说着早已不再的荣光。
岁月蹉跎，过往成尘，记录历史的碑碣埋没古木荒草之中，但幸好有旅行者发现了它，并且愿意驻足停留，端详记录碑上被湮没的历史，没准儿还会把它记录下来，让它重返世人眼前。李成虽然最终谢世于宋初，但他如果知道自己在《读碑窠石图》中描绘的骑驴访碑的光景，在他身后的宋代会形成一股热潮，想必会倍感欣慰。
刘敞就是宋代热衷旅行访碑的诸多文士之一。1061年，他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所长安正是汉唐故都，历史古远，因此常有古碑残碣出土。刘敞对此特别加以留心，时时发掘有所获，他“悉购而藏之”，也时常实地踏访碑刻，撰成《先秦古器图》。他的好友欧阳修，同样有读碑的癖好，“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欧阳修作为历史学者，更着眼用古碑中的记载来纠正文字史料的错漏。《隋书》中记载郎茂“卒于京师”，但欧阳修发现的《隋郎茂碑》上却刻着郎茂“从幸江都而卒”，故而“史氏之谬，当以碑为正”。他主持编修的《新唐书》中的《孔颖达传》，曾因袭前人史书记载，将孔颖达的字记作“仲达”，但他后来访查到唐代的《孔颖达碑》，虽“其文摩灭，然尚可读”，从中，他不仅发现孔颖达的字不是“仲达”，而是“冲远”，更找到了史书中未曾记载过的历史，如孔颖达的生卒年月，以及他与魏征奉敕共修《隋书》的史实。“碑字多残缺，惟其名字特完，可以正传之谬不疑。以‘冲远’为‘仲达’，以此知文字转易失其真者，何可胜数？”
宋代才女李清照与他的丈夫赵明诚，可以说是欧阳修访碑考史的忠实拥趸。在他的《金石录》自序中，赵明诚坦言自己对金石碑铭的爱好，就发端于欧阳修的《集古录》。待其成年仕宦后，他便“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三代，下讫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簠簋尊敦甗盘杅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凡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仅存者，略无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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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刊本《金石录》书影。
他的妻子李清照在多年后，回忆起当年丈夫在京师太学里当一个穷学生，那年他才二十一岁，就对金石碑刻有着深深的迷恋，每每到当铺里把衣服当掉，换得五百余钱，到大相国寺前的市场上去购买碑文拓片，“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两年后，他们又出京到外地做官，虽然身处穷遐绝域的荒僻之地，仍不辍“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最终整理出两千卷金石铭文，又特意编纂了三十卷《金石录》：
“呜呼！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耳。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二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